2017年12月13日15:34 来源：上海观察 作者：施晨露 点击: 次
“每隔5到10年，作家们因为《收获》相聚，坚守着这个约定。”12月9日，为祝贺《收获》杂志创刊一甲子，莫言、余华、苏童、黄永玉、贾平凹、迟子建、韩少功、格非、阿来、毕飞宇、马原、东西、须一瓜、叶弥、盛可以、弋舟、张楚、欧阳江河、荆歌、李洱、李辉、李锐等30多位作家从天南地北赶来。王安忆说，“《收获》就像一种隐喻，生活变化很快，但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而作家的使命就是寻找这种不变。”
1957年，文学双月刊《收获》诞生，它的主编是作家巴金和靳以。六十年来，《收获》刊发了大量在当代文学史上引起重大反响的作品，反映了当代中国各个时期的文学风格、风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记录者”。六十年来，《收获》发掘了大量优秀作家，许多作家的处女作和成名作在这里发表，而当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几乎均与《收获》有过亲密合作，可以说《收获》是几代作家共同成长的地方。六十年来，《收获》不断延伸发展空间，《收获》发表的作品被改编成的影视剧，数量众多，影响深远；有多部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收获》的发行量在全国同类刊物中也始终名列前茅。
“上海是一个出天才的地方，政治上、经济上、艺术上、体育上、文学上都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人物和现象，而刊物上，《收获》就是另一个天才。”贾平凹说，几十年来，《收获》卓尔不群，出新思想、新观念，独领风骚，自成权威，一代代全心为《收获》为文学辛勤工作的编辑，是杂志的灵魂，“在我初学写作的时候，《收获》发表了我的作品，曾经给了我巨大的鼓励，从此有了信心。在写作的过程中，《收获》的先进的文学理念，曾经给了我巨大的启示，从此激发了动力。《收获》的田园里生长着新时期以来所有的庄稼，我是一颗土豆，也在其中。我在收获着，也被收获着，这是我的光荣。”《收获》主编程永新则把杂志比作“家”，“巴老曾说作品是刊物的生命，是作家们总是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托付给《收获》，才能使这本杂志长盛不衰，活力永在。作家们是《收获》最好的朋友，像亲人一样的朋友。欢迎回家！写作就是回家，文学就是家园。”
是作者也是家人
“第一次到《收获》，就觉得编辑部的气氛不一般，这里确实有一种团结协作的家庭氛围。”格非回忆起初次造访《收获》的情景记忆犹新。而这种家庭般的氛围甚至影响了一代作者，”三四十年过去了，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老面孔，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也只有《收获》有这样的魅力，可以把大家一次性召集在一起。“从云南花10小时路程赶来的马原说。
“作为《收获》的作者，来到这里，确实有回家的感觉。”莫言一开口，就和坐在对面的余华“杠”上了，“见到这么多’坏人’，我是指坐在我对面的几个人，也见到这么多好人。有‘坏人’，有好人，才构成了一个世界，有坏人，有好人，才构成了一个刊物丰富的文学世界。我粗略翻了一下，我在《收获》发表过6部中篇，6部短篇，还发表过一部长篇和一部话剧，这是我的一个‘阴谋’，为了打破《收获》不发话剧的‘禁忌’，我在长篇《蛙》的背后缀上了一部话剧，买白菜必须搭上萝卜，我得逞了，这让我至今得意。我在《收获》发表的10几部作品，每一部都有很多记忆，都让我成长。我向《收获》写稿、投稿、发稿的历史是我个人历史的构成部分，也是我和《收获》之间心灵的契约和永远需要保守的秘密。千言万语只有两句话，一句是好好写作，为了《收获》；另一句是好好写作，必有收获。”
而余华也不忘“回击”，“我写的作品不算多，但在《收获》发表作品个人比例最高的一定是我。莫言很嫉妒，在北京，他问我《收获》为什么老给你发，我说我就是一篇一篇寄。莫言有时候很害羞，在我的鼓励下，有一个阶段，他一连给《收获》发了3、4个中篇。我脸皮厚，用’无耻‘的方式在《收获》发了很多作品，莫言也有‘无耻’的时候，就是他说的把剧本藏在小说后面。但是这并不是莫言的发明，《收获》创刊号就发表过《茶馆》，刚刚莫言在说的时候，我就在心里笑话他呢……”余华说，第一次到《收获》编辑部，是在1987年《收获》第五期“先锋作品专号”发行后，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在这期刊物上集体亮相。“我去华师大看格非，他挽留我多住一晚，就说，我带你去《收获》吧，我便毫不犹豫留下，我们俩坐着公交车到了《收获》编辑部。这份情感，即便是再过十年，如果格非跟我说，你多待一天我们去《收获》，我们两个人还是会像当年那样坐上车来到熟悉的地方，爬上那座熟悉的旋转楼梯。”
是作者也是读者
在众多重量级作者中，90岁高龄的《收获》第一代编辑彭新琪的发言赢得最热烈掌声。在她的记忆里，两位老主编巴金、靳以的互相尊重、爱护、支持，“不是‘文人相轻’，而是‘文人相亲’”。在那个飘摇的时代，正是两位老主编的智慧、风骨、正气、担当，让《收获》度过困难期，长成如今的参天大树。“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收获》的聚会了，看到这么多我曾经联系过的作家，你们青春不老，文章写得很漂亮，每期《收获》我都看。”
很多作家也把自己的第一身份定义为《收获》的读者。王小鹰的对面坐着82岁的谌容，1980年，她在《收获》发表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引起巨大反响。王小鹰说，“上世纪80年代，谌容老师就是我们文学的领路人，那时候我们很年轻，喝‘狼血’长大的这代人根本不知道文学是什么样的，应该怎么写作，就是在《收获》上看到谌容老师、张洁老师的作品，才一下子从噩梦中醒了过来，原来文学应该这样写。”许久未出现在公众场合的谌容说，《收获》不媚俗，不跟风，不拜金，帮助了一大批作者，“希望再过10年，《收获》依然保持这样的姿态。”
“我写小说比较晚，有机会在《收获》发作品也比较晚，但我读《收获》非常早，因为我父亲当年是一个文学青年，我从七八岁开始就《收获》，这么多年没有断过，大部分作家朋友的作品我都是在《收获》上看的。”毕飞宇说。阿来也表示，自己是作为《收获》的读者而来，“在我自己开始写作的10年前，我就是《收获》的读者，后来我也开始做杂志，还曾经在图书馆借阅过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收获》。”“《收获》很朴素，包括封面、版式、字体，都是多年不变的老腔老板，但就是这份端庄、朴素生出岿然如山般的大气。《收获》从来没有挤眉弄眼、搔首弄姿而吸引读者的心机，这是《收获》的定力”，韩少功说，“另一方面，《收获》又丝毫不缺乏活力，一般的家庭，60年顶多四代同堂，而《收获》大家庭里的作家，已经有了五代、六代、七代，越来越密集的代际，这么多年轻的面孔在《收获》那样活跃，让我们这些老家伙非常欣慰、高兴。”
“《收获》就像一个大粮仓，我们每个人都是往里面打粮食的。文学是我们的家园，也是我们要坚守的一块田地，就像种地，有机肥用得少了，化肥多了，反复的耕种让田地板结了、贫瘠了。我们在写作时也应该警醒，是不是有机的含量少了，深耕的机会少了。只有作家保持对自己的警醒，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才能让《收获》越办越好。”迟子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