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7月21日23:07 来源：《青年时报》 作者：范典 点击: 次
陈丹燕是上海女作家队伍中不容小觑的一位，她从最早从事儿童文学的创作开始，一直坚持写一些“纪实与虚构”混合体风格的书，不能说她是小说作家，但也不能完全称她是非虚构作家，她总是界于两者之间，显得飘忽又执着。
本周，她携新书《我的旅行哲学》一书来到浙江省直机关妇委会主办的“三味书院”，与众读者一起分享了她的旅行见闻。据悉，此书是《行走时代：陈丹燕旅行文学书系》的第一辑首发本，也是国内第一套行走范围最广、时间跨度最长、旅行种类最多（咖啡旅行、博物馆旅行、极地旅行、夫妻旅行、亲子旅行、人文旅行）的旅行文学书系，将陆续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整个讲座中，陈丹燕谈笑风生，讲到后来，把在座读者都逗笑了。她语调不高，声音绵软，高兴时像个少女，但是你会感受到她在长期旅行后得到的狡黠——暂可称之为智慧。因为那真的是通过实践得来的经验，比如在印度旅行时，当她实在累得不行，错将一大笔钱塞给检票员，如何斗智斗勇从对方口袋中又重新“挖”回这笔钱，又比如她在观察外国人时的那些冷幽默，完全可看作是她作为女作家的细密而独到的体会。采访她时，她依然会像少女般说着“对的”“对的”，仿佛这是她初次接触外人的一种善意的附会。不过，换一种角度看，这是一位没有架子的女作家，她可能给人的感觉是“小资教母”，但是现实中的她，看不到历尽别国他乡之沧桑和阅历，笑得很爽朗，也说得很温婉。
【专访】
问：最初的时候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是否写过很多儿童文学作品？
答：当时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儿童时代》杂志社，第一年实习期带我的就是王安忆老师，当时我听说她就要离开杂志社了，所以需要有人接替她的工作。实习期考验我的工作，就是为杂志封二、封三彩版的照片配上解说词。现在想想，为我后来的图说作品奠定了很深厚的基础。我记得82年时《儿童文学》的封三是带孩子看上海的一个栏目，里面也有漫画家张乐平的专栏，所以我经常要去张乐平家拿画有三毛的漫画稿子。那时拿稿子就碰到台湾女作家三毛，我很崇拜她，就想：能否跟她说两句话？结果她被记者追烦了，在楼梯口看到我，以为又一个记者来了，她“刷”地一下子就不见了。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事了，当时倒不觉得。张乐平的太太还安慰我，说我去的那天上午，三毛在马路上被大家认出来围住了，三毛当场大哭，说她很烦，让我过两天再去，因为三毛会住段日子。结果我作为小记者也挺受打击的，我也就觉得以后不要再跟她讲话了。
问：那您当时创作了哪些作品？
答：接下来我的工作就是《儿童时代》给小孩看的报告文学，是本刊记者去写的。王安忆的《小鲍庄》其实就是基于一次采访。我还记得我们编辑部主任派她去安徽采访一个少年英雄舍己救人的新闻，大热天，还发大水，我觉得她很苦。后来她请创作假，我就顶替她的工作，然后就写一些采访稿。我觉得自己最初受到的文学训练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们杂志在那时是全国发行量最大、质量最好的一本儿童杂志。我印象很深的是，要写稿子时大家都去阅览室，阅览室里就放了一张写字台、一张桌子，我们杂志的读者一般是8到11岁，所以他们的注意力只有3分钟，如果你第一段文字不能抓住这个小孩，所以开头很重要，而且一个篇幅最多不能超过三千字。但是我们采访的人是很厉害的，杨振宁是我去采访的，里根夫妇来华也是我们杂志去采访，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要开挖，日本来了一条友好之船，整个船的人来看万人坑开挖。当时只有两个中国记者，其中一个是我。回来马上要写稿子，第一段就是写不好，编辑部主任就直接把稿子扔你身上，说“这种稿子怎么能发？”弄得人很没面子，但现在想起来对我的帮助很大。
问：您的作品很多都有纪实的成分。
答：这与那时候“本刊记者”的身份有很大关系。现在创作的确与我之前的基础训练有很大关系，对世界和人的认识非常肤浅，通过采访我就可以了解到更多，从他人眼里看到别样的世界。
问：在读您这本《我的旅行哲学》的时候，觉得比起以往的作品更多了几分理性的色彩。
答：这一本是特别，跟我前面写过的八本旅行书有关系，一开始写的是比较具体的，一个咖啡馆，然后写成一本咖啡馆。背包客都是住小酒店，我就很怀念住小酒店的日子，因为强调和别人一起住，“卧谈会”很有趣，天南地北的人都会讲出他们不可能对熟人讲的故事，因为他们知道第二天大家分道扬镳可能会永远不见面，其实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经历。我就写过小酒店里遇到的人，如果你选择住民居的，就会很安全，也会看到各种民居生活的不同情况。
问：旅行过程中，您会随时随地摘录下来吗？我记得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旅游时，他会用纸片把当时中国的落后状态统统记录下来，后来形成文字，写了一本名叫《在中国屏风上》的书。
答：我不写的。我完全靠记忆。肯定会忘记的，但是既然会忘记，那么它就是不重要的，至少对文学来讲是这样的。包括细节，如果你会忘记了，就说明这个细节没有打动你，你才会忘记，所以我觉得忘记了就算了。每个人的写作习惯也可能不一样的，我是觉得我如果要把它当作自己的写作素材，是不会轻易碰它的，要再放一阵子，它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把它写出来了，以后就再也不会有兴趣了。
问：也有人觉得您的书写得太过细腻，有时读起来会觉得闷，您自己是如何认为的？
答：我觉得这个就跟“你长得不好看”是一样的，你也没有办法去改它。写作说到底，不是真的为读者服务，只是在寻找沟通的渠道。如果能改变就改，但如果是牵涉到你自己基本态度的，那你可以不放弃。
问：您之前创作“女中学生三部曲”和“上海三部曲”时是基于怎样一个灵感？为什么会创作这么大部头的作品？
答：前者其实并不是大作品，充其量是三个中篇小说。第一篇《女中学生之死》发表后就被翻成日文版，也挺鼓舞我的。因为牵涉到那个时代的教育问题，后来就有不少学生写信来，我就觉得有些故事也是有用处的，就写了三个故事。《女中学生之死》原先是想给《儿童时代》写的，结果主任没有同意，杂志是靠教育局发的，后来就没写。但是我已经采访了，我就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后来发表在北京的一个杂志上，再就出了单行本。采访时也受到一些抵御，尤其是那所中学的老师，老师不仅不感到内疚，反而很委屈，这让我感觉非常不好。问到不中听的问题时，老师立刻就跳起来走掉，所以我女儿考中学时，我绝对不会让她进这所中学。我找死者妈妈，她不愿意接受采访，可是她妈妈的朋友帮了我，希望把死者的经历表达出来，替她澄清事实真相，也避免悲剧再现。我去看尸检，公安局的法医给我看死者的照片，法医都哭了，说这小孩太惨了，你最好把这事情写出来。我就觉得我有一点点小责任，后来我发现死者遗物中有一本周记，里面还抄过我的一篇文章，就觉得很遗憾，没有帮助到她。我就记得写两个故事特别悲惨，一个是《女中学生之死》，一个就是《上海的红颜遗事》，写前者时我拔了四颗紧跟牙（智齿），肿起来了，拔牙我还挺高兴，可以请假回家把这篇东西写出来。这牙拔得嘞，医生还是用榔头敲碎的，好野蛮。
问：您的作品风格都界乎于真实与虚构之间，哪些西方作家是对您产生过影响的？
答：我现在想，受影响比较多的是E.B.怀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写的很好的童话，《夏洛的网》，他是把小说和童话揉合得非常好，然后是《天鹅的喇叭》，我翻译了他的《精灵鼠小弟》，除了“精灵鼠”是虚构的角色，其它都尽量纪实，里面写到的纽约、中央公园等地，你完全可以按照它写的去走一圈。对我影响很深的还有《尤利西斯》，它是一部非常非常虚构的作品，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在都柏林都是可以实地找到的。我觉得有真实的东西在里面，虚构才会显出它真实的价值，因为虚构不是吹牛。大部分小说家以为虚构就是坐在家里面编就行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的。在我年轻的时候做比较多的纪实体，到我写“外滩三部曲”的时候，才逐渐有一些虚构的东西出来。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得不到足够的素材，根本锤炼不出一条虚构的线索，因为虚构是有自己的逻辑的。你要建立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按照逻辑在运行的，但这个逻辑没有足够的素材，就根本无法建立。所以大部分的虚构在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一看就觉得没意思，那种逻辑是需要很多素材去丰富它，在20、30岁的时候，你不可能有那么多阅历去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