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1月09日16:07 来源：未知 作者：上海作家网 点击: 次
时间：2016年11月8日（15:45）
主题：内省与蛮荒
主持：项静
主讲：黄丽群、任晓雯
项静：本场是最后一场讨论，压力很大，前面把很多话题讲完了，使我们讲无可讲，逼着我们寻找新的路径重新回到讨论上，但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汲取每一场的精华，会对我们原来自己预设的话题有一个改变，比如任晓雯就把她的题目改掉了，以便更好地跟这几天的话题对应。好在黄丽群还没有改掉题目，现在先请黄丽群做阐述。
黄丽群：各位好，我今天是最后一场，因为是最后一场，难免想先聊一聊这三天的总体感受，再归纳到这一场的主题上。
我这次有个主要的感觉是关于语言的，就是说，大家似乎对彼此不免有一种预期，因为我们使用一样的语文，并且很大部分共享了文化上的遗产，所以那个预期是，两地的写作者以这个语言工具所建造出来的城邦，在内在逻辑上是一样的。
但事实上，我感觉到非常的不一样。举第一天讨论到的「诗意」当例子好了，「诗意」这两个字文字上，它的外壳，两边看起来是一样的，但事实上，我认为在台湾语境下的诗意，更接近一种人类被现实跟现象的惯性覆盖之下，某一个瞬间，忽然刺进生命与世界本质很深的地方，像一根探针，快速地下去了，也很快地抽了出来，当然这个快速与瞬间性、脆弱性也是诗意的一部份。但在上海的同行讨论到的诗意，似乎是更接近于一种轮廓很明确的气氛，一种像是田园牧歌的，与自然非常贴近的气氛。后来我还听大家告诉我说，这里还有一种革命意义上的红色诗意。但在台湾可以说是没有这几层意思的。
这就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地的语言的壳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外延范围，还有核心的意识，可能真的非常不一样，它折迭与展开的方式与技巧，还有节奏感，还有语言里面可以做文章的歧义的空间，也非常不同。那天金宇澄老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去台湾评一个文学奖，这个文学奖是各地都可以投稿的，那台湾评审就觉得一些从这里过去的作品很有意思，但在金老师看起来就完全不好，他还跟台湾评审说这种东西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但是他觉得很好的台湾作品，台湾的评审就觉得很不好，或是会告诉他那在台湾是很旧的，台湾以前都做过了等等。所以金老师给了一个比喻我觉得很精确，他说他感觉两个地方像是两个一模一样的时钟，但这时钟的位置跟转动的方式，又很不一样。
除了语言之外，还有一些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不同，这些不同，来自比较形而下的空间与地景，以及形而上的社会进程。我经李维菁同意，举她的小说当例子，她在《生活是甜蜜》里面，写一个在艺廊上班的艺术行政，这个女孩子去相亲，然后搭乘捷运移动。
那各位如果基于在上海这个城市居住与观察的经验，可能就会觉得这一段不合理或没有说服力，就是说，一个文化资本高度集中的白领，她漂漂亮亮去相亲，怎么会搭地铁呢，一定是打个车才对。但事实上在台北这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这得从两个地方讲，一个就是我前面说的空间与地景，台北的捷运是这样的，即使在上下班的最尖峰时间都不会非常地拥挤，如果你上的站刚好比较冷门，或者不是转运点，你是非常容易有个位置很轻松地坐下，即使你要转运转车，那个要行走的距离也是相当短的，如果不是尖峰时间的话，整节车厢只有一个人两个人也是非常常见的事情。然后台北捷运的覆盖尺度，跟上海地铁的覆盖尺度差很多，它的范围很可能只有上海的一两个区之间，而且就是市中心，再加上整个台北的阶级与空间的异质性很低很低，所以你会发现台北的捷运很少带给人拥挤、遥远、充满三教九流的感觉，加上它是一个受日本影响、被高度规训的空间，所谓「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所以在台湾一个白领，去赶赴一个重要的约会，选择捷运是非常合理的。
另一方面就是比较形而上，社会进程的问题。台北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各种各样文化资本很高的年轻人，他们会在相关的行业里领着非常低的薪水，因为整体台湾的产业状况就是在一个盛极而衰的，而且衰还要更衰的场景里，但是上海我认为，虽然大家都说这两年经济不好，但相较之下还是在一个高点位置的小顿挫而已，但台北完全是已经熟烂掉的状态。
这种语言跟社会进程上的时差，我觉得是个很微妙的事情，也会影响到两地阅读上的相互理解。当我说社会进程的时差的时候，请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台北发展比较前面，不是这样的意思，我的理解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环状的运作，是《易经》的盛极而衰，物极必反的道理，那大家就是这样环状地推移，而产生一个时间上的线性可能。所以我说的时差，也不是线性的，而是大家是在环状上的不同位置。所以我去年去北京，这次来上海，这一年我的感受是，台湾七零后创作者的美学观点，可能是更接近这里城市中的八零后，甚至推进到八五后面一点的族群都有可能，因为这两个族群奠定人生基调与美学观点的时代，或者笼统地说一个大致定型的三十岁之前，两群人在那个环状上的位置恐怕是更接近的。
虽然我刚刚说了那么多差异，但我觉得有一件事可能是两地共同在面对的，那就是文字这个介质，在当下的时间感里的困境。这些年我们常常会讨论到因特网，这里叫互联网，是如何排挤阅读以及所谓的纯文学，我们常常会认为这是因特网所带来、所催生的各种各样其他的文化商品，排挤了文学以及阅读，但这两年我更深的感受是，其实是因特网改变了人类的时间感，是这个时间感在挤压文字这个介质。
现在时间的转速是非常快的，在前网络时代，一个公关危机可能要一两个礼拜才会解决，文学的论战也是旷日费时，今天你登一篇骂我，明天我登一篇骂你，可以吵到驴年马月。但现在呢，一件事，一个新闻，一天里可能有三百六十个回转跟进展，一个论战，早上出现，大概在晚上下班以前已经啪啪啪有了几百篇的文章你来我往。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中要花三十年才会出现的变化，在现代的传播方式以及知识累积速度下，可能三年就出现了。
我认为这个快速压缩的时间感改变了大多数人的感觉结构。我常常举一个例子，以前人跟人还用手写情书的时候，寄一封信出去三天，对方热情如火，马上回给你，再寄回来给你，又是三天，一来一往六天，
这真的是打得火热了。可是现在，你在line上或是微信上传一句我爱你，别说六天后才回，你要是六小时才回都完蛋了，你最好是六秒后就回。所以我们是活在这样的时间感里。
文字与阅读节奏在这样的场景里，相对是慢的，特别是你若放在纸本的书上，它是占用很大很大注意力的一件事，偏偏注意力在现代完全是稀缺货币，而且我们不仅是速度快，讯息量也是铺天盖地的，他几乎是超过人类脑部演化到现在能处理的范围，所以文字这个介质，特别是小说，受到很大的夹杀。我常感觉到那个景象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人，它的左边的衣袖是挂在一个慢车上，这个慢车就是广义的文学，那它右边的衣袖是挂在一个高铁上，这个高铁就是我们身处的时代，除非这个人受到慢车很大的诱惑，或是很有意识地跳到慢车上去看慢车能带来的风景，否则两边一开动，他马上呼一下就是被高铁带走。
所以就会回到这个讲题，内省与蛮荒，我给大会的五百字提纲的大意是这样的，就是说，这几年我往往困扰于一个在语言上笼统得几近不具意义，但在心理活动中是千丝万缕归纳而成的问题：写作，特别是小说，它的本质可能是什么；它对于人与世界，是否具有必然承担而无可回避的意义。
十年前甚至五年前，这些问题也没有如今的清晰迫切。尽管小说的「说故事」天职中有其娱乐的一面，然而十分清楚的是以大领域而言，在「听故事」的层面上，已经有各种十倍百倍有效的产物承接过去；即使回归文字为媒介的小领域，我们也活在一个建筑于抒情诗与时事评论的时代里，前者以其敏捷提供瞬间的审美体验，后者以其警醒提供与人切身的膝反射刺激。小说的转速与立场于此日渐不易。当然，我从不觉得创作与创作者应当服务于与上述有关的、任何的「用」，且反而认为是正相反：剥掉任何实效的外在皮肉之后，如果还留下什么，岂不是非常美吗。但现实就是会引出这个问题：如果选择不将自己嵌入当代的思路与感官建筑样式，是否只有一个极端自我、极端内省、回到蛮荒的实践进路，而这种极端的内省是否会成为另一种的不负责任？
从内省延伸出去的，还有另一个状态，我觉得可能也是可以提出来给上海的各位参考。不过我有记取路内老师的故事，所以也要先打预防针，就是说我这不是代表台湾作家发言，也当然无法代表台湾在座的各位发言，但就我自己的经验，以及跟我比较亲近的台湾写作者之间的讨论，我们的内在景象中一直有一个阴影，这个阴影来自哪里呢，来自岛屿的特殊身世，这个岛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处在不断在换统治者，不断地在换官方语言，不断在换腔调的状况，我认为这个身世给了许多台湾创作者的作品与内在一种朝不保夕的气质，而直到今天这个状态都没有改变。而这个朝不保夕的气质所造成的一种进路，就是创作者强烈的、往个人身上向内索求的倾向。那昨天走走女士提到了她在台湾的作品中读到「围困感」，我认为这个观察很精确，但这个「围困感」我有点觉得，与其说是地理上的问题，不如说这个「围困感」与其说是地理性的状态，不如说是历史性的状态，同时这个围困的问题，还发生在创作技术的层面，这样说好了，我们这一代以及这一代之后的写作者，是从小到现在在创作上完全没有禁忌意识的，正是因为什么都能写，所以似乎出现比较安静的倾向。就是说，在我们的上一代之前，创作者往往要用极端的形式实验或是语言的实验，去纾解一种被禁忌或者审查所束缚的能量，去纾解一种必须回避某些事物的能量，这些实验，在台湾，例如说舞鹤，王文兴，很多前辈已经做了不少蛮极端的尝试，所以到我们这一代，题材既不成任何问题，形式和语言的戏法又已经有一些前辈都做过了，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或是还有什么责任是我们应该为时代负担起来的，我觉得反而是我常常在问自己的。
任晓雯：早在一个世纪前，马克?吐温说过：“有时候真实比小说更加荒诞，因为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当他发下此言时，并不知道未来的网络和视频，会怎样冲击人类的日常生活，也没有想象过，手机的奴仆们，将怎样挣扎在光怪陆离的信息泡沫中。所以我难免突发奇想，或许可以回去采访一下：马克?吐温先生，既然真实已经如此荒诞，您为何不继续做个记录真实的记者，而要改行当一位以虚构为业的作家呢。
至少在近几年，这似乎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话题。2015年，白俄罗斯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人欢呼说，这是非虚构写作的胜利。事实上，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士并非第一个以文学见证历史的。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也曾做过意义非凡的工作。他把自己的《古拉格群岛》称为“文学性调查初探”，把《红轮》称为关于俄国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全景历史”。
也是在近几年，我阅读到一些中外媒体人写作的特稿。他们用文学技巧来写作新闻事件，准确、抓人、充满细节感。类似的方式可以回溯到美国的新新闻写作。1966年，杜鲁门?卡波特写了《冷血》，这部根据真人真事而成的小说，被称为“非虚构小说”。传媒界接过概念，将“新新闻写作”发扬起来，出现《王国与权力》、《出类拔萃的人们》等优秀的非虚构作品。1979年，我个人非常喜爱的一本新新闻写作主义代表作诞生了，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与《冷血》类似，它也讲述了真实的新闻--一起枪杀事件及漩涡般的后续反应。
除了新闻写作文学化，还有一些历史学著作，也写得像小说一样好看。比如著名的《万历十五年》，撇开学术性不谈，文笔至少是可观的。还有史景迁，也是一位“讲故事型”历史学家。当初阅读他的《王氏之死》，印象非常深刻。那本薄薄的小册子，讲述了清朝初年，山东剡城、淄川农村的一则历史小插曲。一名叫作王氏的农妇不堪生活重负，与人私奔，最后惨死于情夫手下。相比《万历十五年》，此书就更接近小说了，因为它书写了宏大时代之中的一名小小人物。这种小切口式的截裁手法，也是属于小说的。
所以，我难免发问了：我们有目不暇接的现实，丰富曲折的历史，我们有笔触细腻的特稿记者，擅讲故事的历史学家，为什么还需要虚构和小说呢，马克?吐温先生？
不妨让我们从文本出发，辨析这个问题。
首先说说《红轮》。这部长达数千页的著作，是索尔仁尼琴流亡之后，住在一个名叫卡文迪什的美国小镇，花了十八年写出来的。它由几百个真实和虚构人物汇合而成，是一部关于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的史诗。索尔仁尼琴的写作意图很明确，那就是：批判极权，保存历史记忆，讲述俄罗斯在20世纪“既泯灭了自己的过去又断送了自己的未来的悲惨历史”。
刚才已经提及，作者自己把《红轮》称作关于俄国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全景历史”。但在很多时候，我们会将它归为文学著作。作为长篇小说的《红轮》，负载的历史使命很崇高，也很沉重，甚至可能有点太沉重了。哈金评价道：“他（索尔仁尼琴）的早期小说……起码能在时间流逝中留下点什么。相比之下，他的后期作品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文学逻辑，而全部由历史串联。”这话往直白里说，就是：《红轮》作为文学作品，丧失了文学逻辑，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在这里，哈金提到一个词，“文学逻辑”。什么是文学逻辑？是语言优美吗？是特定技法吗？如前所述，很多非文学作品的语言也很美，形式上也借鉴了文学技法。可见这并非本质因素。哈金所言的“丧失了文学逻辑”，并不仅指形式粗糙。
《红轮》主要的写作目的，在于记录历史，批判集权。当我们记录历史，第一逻辑是真实。非虚构的纪实文本，会比虚构性质的文学更有史料价值。而当我们试图对政治发表看法，最重要的能力是：直接、准确、充沛的专业知识。时评、政论、政治学著作是有效的，而文学的细节感、叙述的迂回、表达的多义，反倒成了“负资产”。小说的擅长不在于此。
让我们暂且放下索尔仁尼琴，来看看另一位俄罗斯作家布尔加科夫，他的《大师与玛格丽特》，是整个二十世纪最独特的俄语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也描述苦难，书写历史，但和索尔仁尼琴不同的是，其中没有愤怒，没有对现实的直接描摹。关于苦难和死亡的思考是形而上的。小说描写的魔鬼，看来并不那么可恶，有时还挺可爱的。他把1930年的莫斯科搅得底朝天。谎言被揭穿，贪欲遭戏弄，好戏一出接一出。荒诞中有真实，邪恶里有快意。魔鬼犹如一面镜子，照出莫斯科小市民的虚伪和猥琐。
布尔加科夫的魔鬼叫作“沃兰德”，这个名字源于《浮士德》。事实上《大师与玛格丽特》的题记诗句，就是引用的《浮士德》，“……那你究竟是谁？”“是那种力的一部分，／总欲作恶，／却一贯行善。”这话什么意思，为何想做恶，却又行善呢？在小说另一处，魔鬼沃兰德对耶稣的门徒利未?马太说：“假如世上不存在恶，你的善还能有什么作为？假如从地球上去掉阴暗，地球将会是个什么样子？要知道，阴影是由人和物而生的。”在布尔加科夫笔下，善恶都在上帝的秩序里。有暗的存在，才能辨别光；有恶的存在，才能认识善。而且，在更高远的意义上，恶的存在是为了成就善。
如果说索尔仁尼琴的写作是反抗式的，布尔加科夫的写作就是沉思式的。反抗式的写作，受限于它的宾语--反抗对象。“敌人”是一个相对的、阶段性的概念。敌人会改变，也会消亡。1994年，当索尔仁尼琴流亡归来，苏联已经解体，他用整个生命和写作来对抗的敌人消亡了。索尔仁尼琴的人生似乎随之失去方向。他成为民族沙文主义者和阴谋论者，反对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写了很多反西方的文字。当俄罗斯军队攻打车臣，造成平民伤亡时，他不愿意开口说话，因为觉得“大俄罗斯”的利益很重要，俄罗斯不该受制于少数民族。于是我们发现，索尔仁尼琴在敌人消亡后，变成了一个和他的前敌人相似的人。
倘若我们愿意像布尔加科夫一样，换过角度思考，便会发现，相比控诉敌人，直视自己的人性更需要勇气。你跟你的敌人截然不同吗？贪婪、嫉妒、争竞、谎言……这些人性的软弱，真的与你无关吗？如果控诉是一个人唯一的姿态，那么他对世界的黑暗，采取的是置身事外的态度。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也构成黑暗的一部分。因为，“阴影是由人和物而生的。”
历史的罪恶，是人的罪恶；政治的黑暗，是人的黑暗。我们常说要反思。当一个人仅仅反思别人时，他便控诉。当一个人开始反思自己时，他才会有忏悔。文学中的忏悔传统，使得文学超越了单纯反映现实的维度。就像在阅读布尔加科夫时，我们看到他的反思是双向的。没有大是大非的批判，只有关于善恶关系的思考（“假如世上不存在恶，你的善还能有什么作为？”）；没有勇敢与正义的单向度展现，而是走到勇敢背面，洞视人性的亏缺（“怯懦才是人类缺陷中最最可怕的缺陷。”）。索尔仁尼琴纪录“怎么样”，布尔加科夫思考“为什么”。我认为这是这两位俄罗斯作家的重要区别，也是纪实体和文学的重要区别。
一部能够穿透所有时代的文学作品，必然思考更为恒定和本质的事物。它并不仅仅在统计历史，对政治发表看法，或者控诉具体的敌人。它考察身处时空中的个人，探究他对苦难的回应，关于死亡的态度，以及他灵魂最幽深处的秘密。这是我所理解的“文学逻辑”的特征之一。
上一部我自己较为满意的长篇，是九年前的《她们》，就是这次活动提交的这本书，写上世纪男男女女的众生相，试图表述对于一个时代的看法。这样的写作，缘于某种传统的影响，以为一部厚重的作品，最好是史诗性的，或者地方志式的。它们通常有着与“厚重”相符的篇幅，描述一段中国历史，一方风土人情。
但我渐渐看到其中的陷阱：历史和风土遮盖了人。我们记得“某某作家的某某作品，书写了某某历史或者地方”，而被书写的某某历史和地方里的人，却是面目模糊的。他们被动地接受苦难，在历史的漩涡里盲目打转。他们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字。
究其原因，或许并不存在复数形式的“她们”，“他们”和“我们”。人都是一个一个的。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了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人是历史的目的。人是起点，也是终点。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明年即将出版的《好人宋没用》，就变成一种从“她们”到“她”的写作。这是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而非关于国家和时代的叙述。宋没用是被历史遗忘名字的小人物，是被时代筛漏了的小人物。父母称她“没用”，子女也认定她“没用”。而我想写的，正是这么个“没用”的人，如何随波逐流，苟且存命，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难，穿过死荫的幽谷。如何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
近年重读《日瓦戈医生》。它往往被认作是历史小说，但在我看来，它写的不是国家历史，而是一个人的历史。具体而言，是写一个人的死亡问题。帕斯捷尔纳克说：“历史就是要确定世世代代关于死亡之谜的解释以及对如何战胜它的探索。”“把历史看成人类借助时代的种种现象和记忆而建造起来的第二宇宙，并用它作为对死亡的回答。”简言之，历史是关于死亡的解释，也是对死亡作出的回答。帕斯捷尔纳克五十六岁那年，父亲在英国去世了。他给亲人写信道：“我已经老了，说不定我哪一天就会死掉。”为了这个原因，他不顾可能的政治风险，开始写作《日瓦戈医生》。
又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卡拉马佐夫兄弟》，和《日瓦戈医生》一样，都是以小人物来命名几十万字的大部头作品。相比之下，中国式的宏大作品，很少以个人来命名。如果有，也多是大人物，如张居正和李自成。这样的作品也书写人，书写苦难，但个体对苦难的回应，关于死亡的态度，以及人类灵魂最深处的秘密，往往是暧昧不清的。
死亡是苦难中的苦难，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最绝对，也最具普遍意义的苦难。某种程度而言，关于饥饿、穷困、战争、离乱的描述，只是书写死亡的无数种变体。
叔本华有一句被鸡汤化了的话：“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当我们在这可见的物质世界中，被内心欲望推动着跌来撞去时，所欲所求的任何一件事物，都不能给我们带来终极意义。得不到，痛苦。得到，无聊。“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无法从“活着”本身推导出来。
必须思考死亡。如果人类永远不死，活着这件事情就丧失了意义。时间的流逝丧失意义，成长的喜悦、衰老的忧伤、劳作的辛苦、暂时的得到与失去，对生活可能性的期盼与失望，全都丧失意义。不死的肉体，只配拥有懈怠和疲惫。难怪托尔金认为，死亡是造物主最好的礼物之一，因为人类天生的本质无法承受不朽，“延长存活时间就像将一段金属丝不断拉长，或把黄油越抹越薄，这会变成无法忍受的折磨。”
一个人怎样信仰，便怎样生活。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生存的态度。有人生得糊涂，死得混沌。有人不相信死后审判，便决定在有生之年，向这个世界无限索求。而信奉“人死如灯灭”的，难免陷入“活着没意思”的虚无，因为他们的生命，看似是被随意抛到世上，白白承担劳苦愁烦，然后无意义地消逝掉的。
在思考死亡之后，关于生命的形而上辨析才能展开。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焉知生”。
项静:这一组两个女生特别能讲，讲得也特别好。任晓雯的报告在文学写作实践的进程当中重新检阅了一遍曾经给予我们语言、思维方式，给予我们写作合理性的一些经典作家作品，以此来为自己的写作合理性辩护，同时为文学在某个层面上进行辩护。虽然说她有些观点我可能不太同意，比如对《安娜·卡列尼娜》，的解读，我觉得列文比安娜的故事更重要。在黄丽群老师的讲述对我特别有启发，非常幸运我们分在这一组，我也很喜欢从社会学角度谈文学。今天我们对冲社会学角度讨论文学其实是非常避忌的，对这个东西有污名化的倾向。黄丽群分析都市化和现代传播语境下文学的发展趋势，她把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内在化为一种文学的意象和形式，这种讨论方式会让我们觉得一方面特别清楚，另一方面对其他人有一个启发。她们两个的共同点都是在讨论今天小说的写作艰难，或者可以换成是文学的艰难。前几场一直围绕这个话题在讨论，我们一直说远方消失之后，在现代传播语境下，远方肯定消失了，消失了必然缩减故事功能，同时我们社交软件的出现也会去祛除掉了一部分小说里的故事的进程。这些是无法改变的环境，无法改变一个外在的环境。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写作者，每一个写作者都会在内心里有一个如何应对的自我回答，是一个像弗兰岑的自传的题目《如何自处》的问题，小说家不一定要面对公众进行回答，但至少对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什么写作以及如何写作。
黄丽群老师谈到两岸青年写作的差异性，这几场讨论没有讨论差异性。我阅读了任晓雯老师和黄丽群老师的部分作品，体会到一个特别打动我的差异。黄丽群发言的讲述的方式跟我看她小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她的小说是力求精确沉稳的叙述方式，这是她语言的特点，任晓雯老师的语言其实短促而快速的。另外一方面，小说里面的人物，这几天讨论台湾的作家小说中会有自我围困的意象，黄丽群老师的小说中这个意象非常明显，她很多的人物退回到故乡、边远之地，退回到自己内心，整个有一个往回退的路线和趋势。比如《卜算子》里感染疾病的人不停的往回退，切断跟社会的联系，退回到自己的家里；《海边的房间》也有这么一个意向，这个小说有畸形情感父女，退到海边生活，跟人世隔绝。由此我想到，在大都会出来之后社会最重要的改变，可能就是回归内心和抽象。我非常认同李维菁昨天谈到大都市的两个特点，一方面是金融资本的大量呈现，金融资本出现之后，最重要的特点是把生产性的东西去除掉，生产性祛除是走向虚拟经济，其实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另外一个是人口的移动，人口移动带来最大的改变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切断，我们的血缘、地缘变得不再支撑一个个认，总而言之，走向抽象化。从台湾作家的作品中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在高度抽象化的过程中，我们走向人的内面，外部清简，内心特别庞大的人。任晓雯的小说里人物是非常有行动力的，《她》这部长篇的时间跨度比较长，1980年代末期到2002年，如果2002年以后的生活再重新写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改变。《她》所呈现的是一个个女人是在社会的大环境之中不断的变化，里面每一个女性都有活力，不断受伤害不断学习，不断接受这个社会的恶的方面好的方面，她不一定有成长，但她们的确把社会的变化种在了心里。
小白：所有的认真讨论的会议到最后都变成诉苦大会。六场讨论基本在诉苦大会，讲我们怎么焦虑，怎么困境，今天黄丽群老师讲了，这么多媒体这被多媒介的叙事在面前，发生那么多事件，又没有禁忌了，我怎么写。任晓雯老师讲的，观念的焦虑，或者是公知的焦虑，也可能跟你北京生活方式有关哈哈哈。那么多观念，用什么方法写。
路内：三位女作家组队，讨论的力量非常大。在小说家手里很多问题可以回避掉不谈，但也可以迎难而上，所有的问题都摆在桌面上谈。这个议题让我想起前几天读列维·施特劳斯的书，他讲了一个研究结果，大意是说：人类在公元前两千年就已经开始养羊，要到公元前一千年才开始学会怎么用羊毛，怎么挤羊奶。这中间有上千年，人类养着羊是干什么用的？答曰，奢侈品，贵族养着玩的。很多水果也是，是贵族用来做观赏植物的，然后才成为普遍栽培的食物。文学上可能也有这么一个滑稽的现象：我们养的作为奢侈品的羊现在忽然发现外面的农民开始养，我们手里的羊不值钱了。在任何一个时代可能都会遭遇近似的焦虑，它具有共性。
黄德海：小说恢复好胃口，不是说要恢复巴尔扎克式的人物描写，或者恢复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那种长篇议论，而是不在小说中先行排斥这些。整个写作系统，不光是小说写作，其实是人类精神在不同时代的变形记，在19世纪变成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样子，在20世纪变成卡夫卡和卡尔维诺的样子，未来的小说是什么样子，取决于现在的写作者，而这个变形记从不拒绝任何接触的变形可能。
路内：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一个评论者他是一个网红，他说中国的小说要回归到巴尔扎克时代。也许是有道理的。
伊格言：我蛮同意黄德海老师、任晓雯的讲法，任晓雯讲的很好的一点，可能小说原本的领土被别人侵略──我想这在历史进程当中看起来蛮合理，这些学科可能被分出去，那些东西由更专业的人去做。但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地方，我相信大家都有蛮丰富的想象力；从这个角度上看，回归到黄德海讲的，我们的确有可能把它夺回来。我们可以继续做我们擅长的事情，将那些曾经属于我们的领地夺回来，这是有可能的。比如“议论”这件事好了，如果是我自己，我也曾在写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但是写完之后发现这段议论，是某个哲学家或者某个其他社会学家已经讲过的。但事实上，就“议论”来说，你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议论得很好的小说家。我以昆德拉作为例子──他告诉你一段叙述，告诉你这个故事怎么发展，发展到一个阶段之后开始跟你说道理──他们为什么这样调情，这个男的心里想什么，这个女的心里想什么，然后进展到这里。这一段结束，又开始跟你讲故事，接下去如何如何，再跟你讲段道理，他们为何发展到这里，如此一般，最后，到小说接近结尾的地方，往往会进展到你连讲道理没有办法讲清楚的时刻。昆德拉讲道理的终极目的是告诉你，我总有遇到讲道理也无法讲尽的时刻。这其实正是在相当程度地夺回原本属于小说家的东西。我不晓得该怎么看待我们所处的时代──小说像个变形虫一样，在19世纪变成那个样，20世纪又变成另一个样子，而21世纪此刻的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其实是无法预测的。我这个人比较有安全感，我不会焦虑，我不会用焦虑看待这件事情；我反而喜欢用正面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来观察，包括我自己，及我的同行们可以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写小说本身很痛苦，但就这点而言，倒是蛮快乐的。
童伟格：我们谈论了许多关于真实与虚构的问题，它们都牵涉到再现理论：我们认知到，在这个一切现象，可能皆是再现结果的世故当代里，「真实」是什么，本来就难以确知。然而，我们也知道，「真实」确实发生过，而且仍然在发生，持续影响着我们共同的现实，而可能，虚构是为了维护住某种介入真实的可能。这是说：写作，还是有可能去扰动那个将要成真的真实。如果打心底怀疑这件事，我们也许，才是彻底否决了写作的可能。
另外，《安娜·卡列尼娜》里，许多角色都让我印象深刻。小说的卷首引文，好像是在强调上帝的绝对权威，但其实，原意是在说同样生为人类，同类不要审判或论断同类，因为「伸冤」这事，是非常特殊的权柄，只有至高存有，才有办法妥善行使。在我看来，列文和安娜事实上是同一个角色，我们必须把两人发生的事重叠在一起观察，才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尝试描述的，具体的宽恕是怎么回事。在《安娜·卡列尼娜》里，漫长的结局将要到来之前，安娜的自杀，跟列文找到一个方式跟自己和解，形成一组对照关系。而在这之前，我们会发现托尔斯泰特意让列文和安娜终于再次会面与谈话。而此时，在列文心中，已经觉得自己深刻的理解了安娜。而与此相反，安娜却不期望自己被理解，于是她最后请求列文，请他转告他的太太，如果能够的话，请列文太太原谅她，但不要理解她，因为若要理解她，列文太太必须受过同样的苦，而安娜不希望她经受这样的痛苦。《安娜·卡列尼娜》是非常动人的小说，我个人很喜欢。
孙甘露：我也写过关于《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和列文追求的是一样的，那就是纯粹性。这是托尔斯泰了不起的地方。
项静：昨天路内说到一个作家在国际会议上会疑惑自己能否代表自己的国家当代其他作家说话的问题，每个人下意识里都会说我只能代表自己。这里涉及到个体和群体的问题，任晓雯和黄丽群在讨论中都涉及到这个，两个人都有一个类似的主题，任晓雯有从她们到她的选择。我有一个小问题，你们说讨论的这个“个人”是不是可靠的？
黄丽群：可靠，自己不可靠，还有什么不可靠。我不觉得这是很困难决定的事情，小白老师讲到焦虑，大家只是讲讲，走到今天恐怕是有一个核心在支撑，支撑的核心每个人不一样，到最后你内在核心是你自己依赖着他，支撑着你走一切的路，做一切的选择。不止是写作吧，活着就是这样子。
任晓雯：我自己是不可靠的，跟这世界上所有人一样不可靠。《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唯有耶和华鉴察人心。”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意思是，每个人都不可靠，而且是极其不可靠。二、唯有耶和华鉴察人心，意思是，只有上帝才能真正知道人心有多不可靠。你是不知道别人内心的，很多时候甚至你连自己的内心都不知道。所以，如果要写不可靠的人心，唯一的办法就是低下头来，审视自己的内心。
孙甘露：童伟格分析托尔斯泰非常精到，还有观念性很强，也是大量的讲理论非常精彩的作家。包括任晓雯下午讲的非常好，她最后总结到观念性的问题推动写作，在当下中国的语境里我能够理解这个事情。对小说家来说，观念既是观念，同时是小说的素材，如果说把小说拆开，与其他材料，具有同等的作用。写作的方式本身既是在炫技，同时是根本性的，对知识深刻的质疑。埃柯的《波多里诺》讲这个人物把自己的事情，写在羊皮纸上，得不到更多的羊皮纸怎么办？个人的行迹写在空白处，写他自己的事情，写不下，把原来有的文字刮掉，再把自己的事情写上去。最后所谓的证实，所谓的经典跟个人的行迹以及关于历史的描述，或者是歪曲，混成一体。
项静：今天研讨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