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治辰】写青春从来不是犯忌讳的事

2016年12月09日10:01 来源：上海作家网 作者：上海作家网 点击: 次

我读路内的小说算比较早，因为一直保持阅读《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化》，所以最早在《收获》上读的《少年巴比伦》，可能我跟马小淘老师观点不大一样，我觉得我打开方式不对，读完《少年巴比伦》并没有特别喜悦，作为一个80后的读者，这样的小说总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一方面因为我们大概是跟着新概念作文大赛一块成长起来的一批人，这样的腔调看过很多，并且在这里面其实我在路内的小说里面经常看到路内笔法之外的一些痕迹，比如说追随三部曲里面，不能说非常明显，那种王小波的痕迹，云中人读着村上春树感觉就出来了，包括在读《慈悲》的时候，第134页有句话，根生跟玉生说，“说玉生了解我，我很高兴”，我想到了小说《繁花》，在读这些细节的时候，心里就有点过不去，包括我当时觉得不大舒服的原因，是在于那本小说太饱满，太荷尔蒙，刚才雷达老师说简洁的有骨头没有肉，但是我倒是觉得如果雷达老师看了前面追随三部曲，会觉得肉是不是太多，反而对比现在，倒是觉得路内从最早追随三部曲到今天的《慈悲》一直在选择一个适合自己小说主题的形式，恰恰在写《慈悲》这样小说的时候需要简洁。

为了开这次会，我把路内的小说又读了一遍，除了《天使坠落在哪里》没有找到以外，图书馆里路内的小说都读了一遍，全读下来之后有一个跟白烨老师说的现象相反的感觉，在看完路内所有小说后有种反过来的想法，尤其把《慈悲》放在整个作品系列当中更能看到这个价值，我当时对于所谓写青春的小说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意见，是因为这样的题材会阻碍我对一个作家的追踪和阅读，实际上写青春从来不是犯忌讳的事，或者说是非常正常的事，后来我还发现，四大明著中至少有75%都是写青春的。远的不说，从新文学传统来说，五四之后考虑青年问题一直是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个严肃的问题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后，我们对青年的书写，对青春的书写大概在90年代后期有一个转变，比如我在看路内追随三部曲中《少年巴比伦》的时候，跟50到70年代写共工厂写青年的小说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要如何在工厂范围内教育青年，青年都是希望，甚至有很多人讨论80年代前半期的写老年的，但路内这一代写作者，青年并不代表全是前进的力量，有些青年是颓废的代表，我们在路内的这本书里看到是个人非常荷尔蒙，非常颓废的一些东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以及这样的转变为什么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我觉得这就是《慈悲》的价值，和路内前面所谓的青春小说连在一起，我们会发现《慈悲》这些主题，包括《花街往事》中严肃主题就埋藏在工厂当中，到了《慈悲》有一个总结，阎连科老师他写过一个人从成熟慢慢变到胎儿的过程，路内的小说连起来看实际上他也写了一个过程，写了这些青年在后来怎么就变了，那些技校曾经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青年教育的一部分，路内是非常有意识写自己的作品，我不能说这个变化是好还是坏，我肯定不如各位在座老师更有发言权，但是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的一个变化，在文学上起到的作用，当初那些写工厂青年的作品不复存在了，当我们再写青春的时候就变成了陆小路的青春。我记得刚刚某位老师提到一种计划性的写作是非常重要，我发现路内是这样写作的，所以我有理由期待他后面的作品会更加有冲击力，更加照亮他前面的作品，解释他前面的作品。

最后谈一下我对慈悲的小理解，刚开始拿到小说的时候，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叫《慈悲》，这个词确实太大，缺乏解释力，让你读完小说之后会思考为什么起了这样的题目。但在回想时，使我对小说的想象、解读有了更深的思考空间，其实如果参照路内自己的解释，他并没有解释慈悲是什么意思，包括书中的假寺庙，这里的慈悲可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接受，每个人包括水生，包括师父在那样一个时代里面，他们都在做，比如说申请补助，但是你会发现这里面人物都发现了一个大错，像苏小东这样的人利用秩序，但是不认可秩序背后的逻辑，相当于他要了孔子的理，不要孔子的人，这种人是非常非常可怕，就会变成伪君子，像水生和老师父这样的人一直是信服背后的理和背后的人，问题是时代在变化，这个时代的变化恰恰让他感伤了，刚才老师提到辜负这个词，可以用来解释这个问题，这些人一直被辜负，一直在错位当中，在错位当中他们怎么办，他们跟余华的那些人物应对方式不一样，他们不是悲观的，不是对抗的，甚至不是倒霉蛋，包括水生最后过的不错，把我们的厂终于认定为他们的厂之后可以帮人家搞垮他们的厂，其实他过的没有惨。

但是也有一种惨在路内的小说里面，其实他写的比较真实，每一个人随着时代的变化，看上去失去了一些东西，同时总能在这个时代的缝隙中生活下去。路内说他不相信假的寺庙，他觉得假的寺庙不提供救赎，路内不相信假的救赎意味着他已经从一个五四时代的写青春，到新中国的写青春，到他只能这样写青春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现代性实验是走向了一个虚无主义，是走向了一个不得不为之的，只能用慈悲的态度去对待这样的一个近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