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6月29日16:23 来源：《最好的时光》 作者：简平 点击: 次
简平，是一位新闻记者和编辑，也是一位电影和电视剧制片人，他的作品获得过“电影华表奖”、“电视剧飞天奖”和“电视文艺星光奖”。他业余从事写作，以儿童文学和报告文学为主。同时，他也是一位癌症患者。以下这篇文章摘自简平的新著《最好的时光》。《最好的时光》作为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散文，讲述了简平从2011年12月至2015年12月的4年间所经历的充满艰难、痛苦、悲伤，也充满勇气、信念、理想的日子。就像简平所说的，“也许只有在生死交接的感悟中，才能体会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这个夏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加入了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
一天，作家施月波女士与作家、藏书家韦泱先生来看望我时，向我说起了她罹患乳腺癌近20年来所经历过的惨烈的痛苦，但是，她说她也得到了许多的快乐。我听后很是惊诧，痛苦是如此凄然，哪里还会有什么快乐？她告诉我说，她病后就成了一位志愿者，曾担任过杨浦区癌症康复俱乐部的会长，这些年来，她向几千名癌症患者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看到施月波脸上荡漾着的真诚的笑意，我心生敬佩。施月波说，她要为我介绍一位同样患有胃癌的病友，她说，同病种病友之间更加容易交流，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实质性的帮助。
就这样，经施月波的介绍，我认识了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所主办的《康复通讯》的主编李辉女士。李辉已有20多年的胃癌史了，她也是一位知性女子，热情，诚恳，善良，以助人为乐。我和她约在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见面。俱乐部位于浦东杨高中路2795号的希爱大楼里，我那天如约而至，不料办公室里竟是空无一人。后来，我才知道，李辉之所以让我那天去跟她见面，实在是用心良苦。
那天，是俱乐部旗下的癌症康复学校第八十三期学习班开学的日子，我去的时候，李辉他们这些志愿者都去张罗开学典礼了。我一路询问，当我走进举行典礼的会场时，立刻就被一股热浪撼动了。
李辉已在第一排为我留出了位子。我回头望去，竟然有那么多的癌症患者，他们都是这一期学习班的学员，也都是患病不久的新病人。学习班每期三周，病友们吃住在一起，由肿瘤专家进行康复指导，还教授适于癌症患者锻炼的郭林气功。为了鼓励病友提升士气，先前的老学员纷纷上台现身说法，其中有十几位还表演了集体诗朗诵《昨天、今天和明天》。他们的朗诵并不婉转动听、抑扬顿挫，可以说只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在发声而已，即便这样，还并不清晰，但是，他们的声音却让我感受到一种超乎寻常的力量。原来，他们都是喉癌患者，手术切除后都没有了声带。最初的日子里，他们完全陷入了绝望中，除了病痛，不能再开口说话，这给了他们无比沉重的打击。为了能与人沟通，只能随身带一叠纸头，或者一块小黑板，他们因此而感到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为了能让他们走出自卑的沉重阴影，康复学校教他们练习运用食管发声，使他们得以重新学会说话。
李辉曾做过厂里的广播员，她为他们做朗诵引导。李辉告诉我，这是很艰难的学习过程，常常会练得咳出血来，而常人是无法体会那份艰辛的，如果没有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和觉悟，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我听后，感到非常震撼，我觉得自己听到了世界上最美的声音了，因为他们赋予了声音以生命的品质。
开学典礼结束后，李辉还带我去见了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的创办人、会长袁正平先生。1980年，新婚才七天的袁正平因高烧被送进医院，结果被诊断为晚期恶性淋巴瘤，并已转移到髋关节。瘫倒在病床上的袁正平想到了死，但最终他战胜恐惧和绝望，奇迹般地站立了起来。袁正平病后每天坚持锻炼身体，从一开始站立5分钟就会双腿颤抖，到后来可以持续4个小时。但他感到十分孤独与自卑，在了解到其他癌症患者与他有着相同的感觉后，他产生了成立抗癌组织抱团治病的想法。1989年，在上海北京西路一条弄堂内的送牛奶的小棚屋里，上海市癌症复康俱乐部诞生了——这是中国第一个癌症患者的草根组织，初创时只有10来个人，而现在已拥有10000多名会员。如今，这样一种群体抗癌的模式已经烈火燎原，遍地开花，激励着越来越多的癌症患者勇敢、乐观地生活下去。袁正平对我说：“这3年是最重要的，一定要调整好，加强锻炼，防止复发和转移，以3年来换得今后的30年，这是合算的。”李辉也对我说：“对癌症患者来说，心态积极乐观是最重要的，快乐可以提高免疫力，所以生了病后，应该脑子里每天只想休息，就想吃点啥，玩点啥；我们很多人都总结说，要做到这么三点：人要懒一点，嘴要馋一点，脑子要笨一点。”我想，他们是正确的，明智的。
我当天便提交了申请报告，成为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的一员。
古往今来，全世界的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医学家……始终纠缠着一个问题，反复探索，虽说著作浩如烟海，但仍不得其解，繁琐有加，那便是“快乐源于何处？”那天，当施月波跟我聊起她的痛苦与快乐时，说实话，我还没有明晰的认识。而当我踏进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看到墙上写着的一句话时，我觉得茅塞顿开，这个世界性难题已然破解——“人活着要让自己有用”。即便重疴在身，或者深陷窘境，自己也不是一个废物，一个无用之人，照样可以去关怀和帮助他人，并且从中获得生命的尊严和意义，这也便是最高境界的快乐了。
每个康复俱乐部的成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位志愿者，他们的共识就是：哪怕只能微微一笑，也是给予世界的最大奉献。
我从参加癌症康复俱乐部的第一天起，就感觉汇入到了一个充满温暖和快乐的大家庭里，我相信每个成员都不会否认从中得到了许多的帮助和鼓励，我也同样相信，没有一个成员不想着要为别人做些什么。
我所在的虹口区癌症康复俱乐部的首任会长殷小玲女士很快就联系上了我。殷小玲被称作是“在手术刀上跳舞的抗癌明星”，我在鲁迅公园中日青年世代友好钟前一眼就认出了满脸刀疤的她。殷小玲在1990年得了“癌中之癌”——鼻腔坏死性肉芽肿瘤，被医生宣判只有6个月的存活期，但她在经历了6次大手术后，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一次次的手术，让原本美丽的她变得面目全非，但她也变得无比强大起来。殷小玲的郭林气功是得到创始人、画家、宫颈癌患者郭林女士的弟子亲授的，所以深有感悟，因此，大家也很想跟着她一起练习，她便在鲁迅公园设了教学点，免费指导俱乐部成员。我后来深得她好评，是因为尽管我动作做得不够到位，甚至有一次“表演”给李辉他们看时引得哄堂大笑，但我一直坚持着，只要有空，总能在我家小区里的一条几乎无人行走的小径上看到我在锻炼的身影。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网友的来信，他是从我的博客上得到我的电子邮箱的。这位网友是中国防灾科技学院的大二学生，名叫田兆阳。他在信中告诉我，他患了胃癌，并做了全胃切除术。他说，手术后他就开始了化疗，医生说他得化疗12次。可他现在越来越害怕了，每次化疗都让他感到无比痛苦，最近一次差点都受不了了，他都想放弃了，“意气与肌体都已经让我精疲力尽”。
读着这样的来信，我非常难过，这个男孩正在如山花烂漫的年纪，却在风华正茂的时候罹患癌症，还遭受这样的身心痛苦，实在令人心疼。我无法判断他是否真的需要忍受非人的折磨做完整整12次的化疗，但我想帮助他完成每一次的治疗。
我给田兆阳回复了一封邮件，我说，我决定当你每一次去做化疗时，我都陪伴着你。我作出这个决定时，感受到无比的快乐。
田兆阳生病后休学回到了山东德州老家，他的化疗最初是在天津的医院进行的，现在就在当地医院做。我自然无法做到亲自前往德州，但我想通过电话给到他一点精神上的安抚。我跟他约定，他每次住院前先告诉我，然后在一整个疗程中，我天天给他打长途电话，问候他，鼓励他，让他尽量放松下来。我跟他还在网上一起看女画家、淋巴癌患者熊顿记录自己与癌症抗争的连载漫画《滚蛋吧，肿瘤君！》，这部漫画是熊顿递送给所有人的乐观与温暖，同样在生命危在旦夕之际，表明了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熊顿于这一年的11月病逝。3年之后的夏天，我坐在电影院里，观看了根据她的漫画改编的同名电影，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影厅的观众，直到银幕上走完了最后一帧片尾字幕，灯光大亮，我这才站起身来，我没有流泪，填满心中的都是当时她留给我和田兆阳的快乐和勇气。
就这样，在田兆阳后面长达4个多月的化疗期间，我每一次都成了他的电话陪伴者。那天中午，我照例给他打去电话，因为我知道这天应该是他最难受、毒副反应最严重的一天。结果，是他姑姑田晓晖女士接的电话，说他现在很难受，以致都没有气力接听电话，我便让他姑姑转达我的问候。他姑姑这才知道，原来我与田兆阳有过这样的“盟约”。后来，他姑姑也给我发来了邮件，她在信中说：“对他来说，医院就是一种蛊，离开了才会高兴，所以你每次给他打电话，他都特别开心，显出难得的好状态。在他心里，你现在成了一株大树，他都有点依赖于你了，或许因为有了你，他对未来的希望多了亮色！”我想，其实，我并没能为他做些实实在在的事，只是给他打打电话而已，但即便这样，我每次与他通话都是充满真心诚意的，能让他在痛苦无助的时候感受到有一个人可以给他以精神的支撑，同他患难与共。这也就是“一份友情，一份动力”。
终于，田兆阳完成了全部的化疗，坚强地熬了过来。他给我打来电话，声音里充满了欣喜。他说，你知道吗？我的胜利就是你的胜利，而你的胜利就是我的胜利。有一句拉丁文 uva uvam videndo varia fit，意思是说一棵葡萄树看见另一棵葡萄树变色，就会跟着变色。然后，他又跟我说：“最近看到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我不敢谈英雄主义，但可以向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一边听着，一边流下了无声的泪水。我想，事实上，我们所谓的勇敢和坚强，都只是出于无奈，我们本不是什么强者，我们也害怕别人称我们是强者，因为代价太大，承受不了，只是在走投无路中，也只有这样一种于己于人最好的选择而已——说实话，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爱着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
我跟田兆阳保持着电话联系，直到他重新返回校园。
我们如此同甘共苦，却从来未曾谋面。一直到2014年3月，我们终于在北京碰头了，那天，京城在多日雾霾后一展碧蓝的天空，我约他一起去锣鼓巷游玩，在那里我买了一只硕大的拼版地球仪送他，我真心希望有朝一日他能走遍世界。
（摘自简平所著《最好的时光》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