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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4月30日19:55 来源：上海作家网 作者：朱振武 点击: 次
连日来学习了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今天又聆听了胡建军副部长和何建明副主席的指导性报告，受益很深。我是搞外国文学和文学翻译的，想从下面几点谈谈学习习总书记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心得体会。
一、以德服人，以文化人
首先，讲话的第3页，总书记说道，以德服人，以文化人，这点非常重要。我们搞文学翻译的在译进和译出中都应加强这个方面。怎样才能以文化人，以我为主，而不是一味地崇洋媚外，以西方的价值观为译介的标准？我们在译出的时候应该以把中国文化经典原汁原味地译出去为主要宗旨，而不是一味地满足西人或外人的单一要求，更不是单一地取悦对方。很多中国翻译家在翻译时采用了双重标准，这一点这些年我们可能已经习以为常。那就是，把中国文学文化作品翻译到国外去时，我们过多地想，怎样迎合、怎样附和目标语读者，也就是怎样让外国人读着舒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自己作品的原汁原味。而另一方面，在把外国文学译进来的时候，我们则过多地强调要忠实原文。好像中国读者都能接受西方的，或者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各种审美标准，各种价值观似的。我们过多地强调要忠实源语，而忽略了我们翻译的真正目的。我们翻译，不论是译进还是译出，都是为我国的文化建设服务的，为提高我们的人民素质服务的，而不是为西人或者为外人服务的。因此，我们在翻译时，过多地强调了让外国人听起来、读起来舒服，而忽略了我们自己民族文化在外译时的原汁原味，我们少了文化自觉，少了翻译上的自觉，甚至有时忘了这种家国情怀。
这些年来，我们的翻译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论是译介活动、翻译研究还是翻译教学，成绩都相当显著。但我们也同时发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我们一味地外译中，却殊少中译外；一心做国外学者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却较少对国内翻译名家的翻译实践做学理上的梳理和诠解；一心研究如何重视国外特别是西方的文学文化，如何在译进时要忠实外来文本，如何在译出时要尽量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习惯和思维方式。
这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文本选择的不自觉，不接地气。只要是国外认为好的、获奖的作品，我们大都依样引进。其次是翻译中的双重标准，也就是说许多译者在对待英译汉和汉译英时实行截然不同的标准：在英译汉中主张尽量以原作为基础，认为汉语可以包容和接受英美文化，而在汉译英中，则主张以译入语为主，用译入语来表达源语言，从而避免文化冲突。第三是受众意识的双重标准。由于西方文化的浸入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中国许多译者过度倾向西方价值观，过于认同西方文化，认为让外国观众和读者接受和理解是头等大事，而将英语文学译入时则较少考虑中国读者和观众。这点从探讨受众意识的论文的重心和数量上就可看出，讨论中国读者受众意识往往是一笔带过，一言以蔽之。此外，对本民族文化的不自知和不自觉也会直接影响学者对本民族文献、研究资料的不自信，也就很难提出本民族特有的理论和理念。许多学者对西方的各种学说达到顶礼膜拜的地步，其翻译行为不是主动的文化传递，而是成了简单的传声筒，成了“奴译”或曰“仆从译”。从这点来说，我们倒可以把赵彦春式的传统文化翻译称为“豪杰译”，当然与上文所说的随心所欲的翻译迥异，是真正的豪杰的翻译。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文学走出去，是要首先考虑优秀的文学作品要优先走出去，但绝不是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要改头换面，要曲意逢迎，要削足适履，要委曲求全，要适合西方人的价值观，等等。中国文化走出去绝不是卑躬屈膝地仰人鼻息，绝不是唯西人外人之马首是瞻。我们首先要推出那些有文化自觉和创作自觉的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
可以说，正是葛浩文的“信”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有文化自信和创作自觉的莫言等中国作家，使他们的作品成功地走向英语世界乃至西方世界。学习了总书记的讲话，我得到的又一重要启示是，从翻译到创作再到批评都应多几分文化上的自信和自觉，都应该有起码的文化担当和家国情怀。
二、取法乎上，学人新己
第二点学习体会就是习总书记在第10页提到的，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原文用的是“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上，固为其下”这句古语。我总结下来就是取法乎上，学人新己。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创新。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这是总书记在讲话中所说的。唐代书法家李邕曾说，似我者俗，学我者死。黄庭坚也说，随人做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我们这些年文学创作过多地学习了西方等其他国家的各种创作手法。本来这种学习都是必要的，但是有时我们却食古不化，食“洋”不化，变成了一味的模仿和一味的崇洋媚外，觉得只要是洋的就是好的，只要是我们本土的就是下等的。事实上，如果我们想在世界文学上争得一席之地，赢得人家的尊重，我们就越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民族特色。莫言等作家的成功实际上都说明了这一点。有些人说莫言的作品主要是学习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欧美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其实，莫言向他的同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中国文学经典学习的东西，远超过其向欧美的前辈和同行们学习的东西。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家乡土壤，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当然同时也较好地做到了兼收并蓄，这是其作品走向世界的深层原因，也应该是我们考虑选择源语文本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文学文化要想走出去，译介什么和怎么译介应该同时考量才行。当然，作为译者，你既有深厚的双语文学文化功底，又有总书记反复提到的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担当。
过去一些年，特别是八九十年代，我们很多作品都是学习西方的意识流，学习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等各种创作手法，这些学习都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却将其奉若至宝，陷入其中而无法自拔，这样就失去了自己。其实我们彼时在学习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落伍了好几十年，有的甚至落伍了更长时间，因为我们在译介这些东西的时候已经晚了不少年，而我们还把它们当作新的东西来学。的确，无论是作家还是翻译家，只有拥有良好的文化自觉和社会责任感，才能够使中国文学文化走得更远。而作为作家，我们越是没有自己，越是没有创新，就越不被国际上的同行所看重。就创作来说，我们学习外国文学作品，真正是要为我们服务，而不是亦步亦趋。
三、摒弃唯洋唯俗，培养家国情怀
第三个我要说的是要摒弃唯洋唯俗习惯，培养家国情怀。习总书记的讲话第22页讲到了价值观的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特别批评了许多作品唯洋唯俗，“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讲话”的第9页，总书记则批评了那些创作中的恶劣现象。有些作品“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倒历史”，“以丑为美”，“一味媚俗”。也就是说，只要是洋的就是好的，只要是俗的，特别是恶俗的，似乎就有市场，这一点特别切中时弊。我们有的作家包括翻译家的确“在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走向了歧途。
我们经常抱怨西方的许多汉学家在中国经典外译中的不忠实和不准确，殊不知他们正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自信自觉和他们的社会所需才那么做的，而我们却过多地从字面意思和机械对等诸方面去做简单的技术评判。正如前面所说，葛浩文的译文越是忠实原文，我们就越能看出莫言作品自身具有的魅力所在，同时也说明像杨宪益等中国自己的翻译家所采的尽量忠实原文的“直译法”的必要性和存在意义，说明这个时间中国文学文化原汁原味地走出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语境和国际条件。
回想一下几乎全体国人包括高层媒体等对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美利坚（America）、近东（Near East）、中东（Middle East）和远东（Far East）等许多源自西方语汇或奴性翻译词汇的泰然接受，想一想我们跟着欧洲人把我们西边的地方叫近东和中东，甚至跟着人家把我们自己叫远东，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在翻译和接受这些语汇的时候似乎太多欧洲中心论，太多跟着西人的话语走，太缺少权衡和批判意识，太缺少了民族立场和文化自觉。其实，我们都知道，从地理上说那个地方叫西亚，我们的古人则十分准确地把中土西边的地方都叫西域。他们至少还没弄错方向。
这样以西方为立足点进行的翻译还有很多，不仅仅是词语的翻译，还包括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不少译者抱着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思想，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知之明和信心，对本国的文化有自卑心理，甚至羞于将自己国家的文学文化作品译出，羞于将本国文化介绍出去。这与我们一百多年前梁启超等先辈们比起来可就差得远。
梁启超等众多现代文化的先行者和翻译家们在彼时都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觉和翻译自觉。1898年，梁启超在《印译政治小说序》中说：“特采外国名儒撰述，而有关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随着国情的变化，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愈加认识到了文学文化翻译的积极作用。梁启超强调了小说对于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把经世致用的思想演绎到了极致。译家们已经绝不满足于将一种语言的文学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文学，正如王晓平在《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中所说，“他们要做生活的评判家、读者的引路人、原作的改造者”。他们对原作的选择、迻译中的增、删、改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为当时社会改良服务的思想。当时的翻译观中，豪杰译可以算是个代表。“豪杰译”是指“对原作的各个层面做随意改动，如删节、替换、改写、增减及译者的随意发挥”，只要能达到目的，他会对原文做“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其实，林纾、苏曼殊、周桂笙、吴檮、陈景韩、包天笑、甚至鲁迅的早期翻译，都是或一定程度上是“豪杰译”的产物。应该说，“豪杰译”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五四运动以后，知识分子们秉承了晚清以来经世致用的传统，西学中用，更积极地译介西方文学作品，以达到对传统文学和传统思维方式进行改造的目的。鲁迅、瞿秋白、矛盾、巴金、郭沫若等就都是从“感时忧国”改造社会的目的出发而从事文学翻译的。但这些先辈们从事翻译活动的共同特点是自己的民族利益，他们都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觉，而这种自觉正是我们当下的翻译活动中所严重缺失的。这也是我们应该极力推广和宣传赵彦春式的翻译的要旨所在。
费孝通于1997年在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告诫大家要有文化自觉，其核心思想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要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及其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翻译越来越成为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和表现，译者对本民族文化的自知之明和自信力直接影响到其翻译活动和文本的选择。而文化交流从来都不是平等的，文化和文学的交流总是被经济政治所影响甚至主导，因而翻译不再是与政治和经济斗争无关的事件。但我们的一些翻译评论在很多时候很大程度上为西方人的某种或某些学说甚至是某句话做阐释，做解说，做宣传，全然迷失其中而不觉。
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西方作家享有非常大的自由度，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好像他们都不关心时事，不关心政治，好像他们都生活在真空之中。事实上，英美等西方许多作家都特别关心和关注当下的书写，他们对社会问题都有很深刻的思考，对有些社会问题则有很强的前瞻性。而这些年，我们有不少作家都在拼贴、恶搞、戏耍经典，低估读者的智商，认为只要是恶俗的，只要是低级的，就应该有市场。这显然对自己、对读者、对社会都不够尊重。我们要有最起码的家国情怀，我们要有社会责任担当，作为作家，我们要有核心价值观，我们要宣传正能量。
总的来说，作为作家，作为学者，作为翻译家的我们，都应该以我为主，而不是以西方人或外国人的价值观为主。我们应该为社会服务，为民众服务，为中国梦的实现服务，为文化繁荣服务。我们要时刻记得自己的角色、身份、地位，要有一个文化人、一个作家的起码担当，要有守土有责的崇高使命感。习总书记的讲话的确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我们的确应该认真学习，真真正正落到实处。
桂兴华：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写政治诗歌，我觉得我在孤军奋战，圈子里有的人不认同我，但到底什么才是为人民写作，到底什么是属于人民的诗歌？一个如果不关心政治的人怎么去写诗歌？什么是人民？我曾经住在上海的人民路上，我写过这样句诗：“谁背叛人民，不配走这条路。”现在写空泛，理论的作品太多了，以小见大才是真正的写作途径。人民是一条鲜活的无数奔腾的小浪花的大河，我们不能只看到大河奔腾的气势，我们也要抓住更多的小浪花，才能写出更多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