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07日11:25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赵振江 点击: 次
1986年9月26日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谁是先锋作家》让吴亮名声大噪，他开启了“先锋文学”的概念。时隔仅30年，吴亮重新提起此事却认为，“先锋文学”只属于那个年代，讨论它的精神和作用比它本身更有意义。
1986年，31岁的吴亮参加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组织的新时期文学十年会议，时任所长刘再复。会议有200多人参加，涉及到20个省市。“我们都是刚刚出来的文艺界小兵，愣头青，当然是跑来旁听的。”吴亮回忆，在会议上，刘再复做了主要报告，讲的是人道主义、人性论。
“当时还有一个次要的话题，大家讨论得很热烈，那就是先锋文学，所有主流媒体都没有报道。”吴亮介绍，“按照我的习惯，我是坐在会场的后面。《中国青年报》的一个年轻女孩子坐在我的旁边，跟我聊了聊，说他们就需要这样的文章。我马上写，半小时就写出来了。”
当年的9月26日，《中国青年报》就发表了吴亮的《谁是先锋作家》文章。
自此，吴亮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风头愈健，以犀利而敏感的批评着称，在对马原、孙甘露这两位先锋作家的评定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加之北京大学陈晓明等一系列批评家的推动和所谓先锋作家群的出现，很快先锋文学几乎成为一门显学。
29年后，尽管吴亮自称在1990年代初后已慢慢淡出了文学圈，但显然这个圈子并没有忘记他。
11月27日，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举办的纪念先锋文学30年学术研讨会把吴亮列为第一个主题发言者。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是国内最早提出先锋派的批评家。
“为什么会用先锋文学？可能是会议中用了这个词，也许是我认为他们是一个青年报。我的记忆中，讨论文学的时候还没有使用‘先锋’这个词。”吴亮今天已经无法回忆起为什么用这个词。
事实上，他说自己最早知道“先锋”这个词是在1962年。吴亮进入小学，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这种记忆，过了53年以后，吴亮还是牢记在心。“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喜欢这个旋律？”吴亮记得，“有一次儿童节，我戴上红领巾，穿了白衬衫、蓝裤子、白色的跑鞋，围着学校转了一圈。这是我小时候非常幸福、非常憧憬的时刻。”这是吴亮对先锋的最早认识。
吴亮父亲在1937年参加的一个抗日组织是托洛茨基组织，曾被上海的巡捕房逮捕过。这成为吴亮父亲此后一生的噩梦，也影响到吴亮的成长。“1968年，开始清查阶级队伍，我父亲又被抓出来了。那时我13岁，正在身体发育的青春期。邻居全都知道我父亲是一个托派，一起玩儿的时候，稍微有一点不开心，就说你爸爸是托派。那个时候，我只能被迫在家里看书，不出门。一个13岁的男孩已经开始压抑了，没有自己的空间。”吴亮回忆。
“我在8岁时对先锋的认知、对红领巾的憧憬，是真正的乌托邦。后来家族和个人有被驱赶的感觉。有人说我是自学成才，其实不是，书中有另外一个世界，我可以借以藏身。也是1980年代初，有个作家发现了我，建议我写作。我重新获得了好多朋友，开始进入这个空间。”吴亮介绍。
1986年，大家都在讨论人道主义、人性论，但对吴亮来说，这远远不够。“那个时候所有的写作权都在官方。什么叫真实、什么叫时代，解释权不属于我们。我们只能另开一路，谈结构、谈语感、谈叙述。”吴亮所说的这一段1980年代初的文学景象或许也是先锋文学破蛹而出的背景。
“为什么1990年代初以后我就淡出了这个圈子？因为我觉得这种空间结束了，另一种消费空间出现了。先锋文学的秘密在于每个参与这样一个运动写作的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如此而已。”吴亮以此结束了他的演讲。
会议当天吴亮接受了记者专访。在他看来，时隔30年，纪念这件事本身比先锋文学这个概念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