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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图标·诗意情境·语言策略 ——略谈徐俊国的诗

2015年10月10日11:41 来源:《文学报》 作者:杨斌华 点击:

最近主编《新海派诗选》时,我收入了新世纪以后融入到上海城市生活的十位新上海诗人的诗作。我以为这是上海海派诗歌中令人瞩目的一个新生的文化现象,这中间包括徐俊国的作品,当时的想法是给他们一个整体上的定位,试图对上海当下的文学产生一些拓展性的意义,首先是为海派诗歌的研究拓展疆域,树立标杆,其次是给上海民间诗坛的风云流转留存一份诗意的写真,甚至会构成我们聚焦当下中国文化语境的某种思想维度。

  

徐俊国在一篇访谈中提到过自己的文学位置,他当时谈及的一个是地理位置,另外是身体位置和心灵位置。我觉得在考量新海派诗歌现象以后,俊国的写作也会具有三个相应的不同的文学位置,一个就是他在故乡写作时期的文学位置,一个是他融入上海城市生活以后的一种文学位置,第三个就是他在新上海诗人写作当中的位置。已经有非常多的人从综合和个案的层面来研究他作品,事实上再来谈论他的诗无疑是一件颇具难度和挑战性的事情。

我先总体上谈谈对新上海诗人的一个初步认识,首先我觉得在他们身上他们具备了“外乡人”和“新上海人”两种身份标志,呈现出一种对故乡无法返回又难以离弃的精神姿态,成为这个时代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错动而间离的真实境况的一个投影。第二点,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反映出心灵依恋故乡,却无法实现身体的返回,身与心的背离,使得他们背负着城市文明和乡土现实的双重尴尬。第三点,他们作为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双重经历者,从文学语言的研究来说,应该具有城市与乡村语言交融错杂的某种特质。但是在新上海诗人作品当中,我觉得还没有充分显示出这种语言变化演绎的可能性。另外,似乎也缺少更强烈的一种差异性和独特性,以及鲜活的当下生活的质感。我觉得这一茬新上海诗人的个人精神生长中,有一种难以解决的思想与技艺上的矛盾和桎梏。

  

徐俊国可以是当下松江文坛的一个异数,这既是指他生活经历和职业变化的一份成长履历,同时也是指他的写作业绩和风格的一种独特性,已在松江文学创作中产生了一些潜隐的影响。我想,一个普通诗人生命的反抗和奋争也许是徒劳的,但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他所经历的精神磨难将被后继者再次经历。这种磨难就是指从八十年代文学到现在所共有的一种情感和思想的熬炼和冲刷,用一句诗来概括就是:“致命的伤口——你永远被出生地所困”。这其实是一个诗人作为时代精神困境的熬炼者的一种必然的宿命的暗喻。

  

如果要分析徐俊国的诗,我觉得也许需要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语境来讲,就是诗人欧阳江河曾论及的一种家园/异乡模式,这样一种人类精神模式的当下表现,其实或许可以涵盖徐俊国的创作。像徐俊国这样一些诗人在家园和异乡两者之间的漂泊不定,正好构成了一种精神两难的情境。因为他们其实已经改变了家园的通常含义,不再将它看作稳定安宁的寓所,而是开放和更新了家园概念原有的神圣意义,他们站在了家园以外,在更广阔的世界飘荡。这个家园对他们来说,已经变得疏离而且虚幻。因为在这个时候家园已经成为虚空之物,作为对立的异乡就不再是外在之物和疏离之物,我觉得两者可以相互颠转、消解,以至家园会被他们看成内心深处回不去的一个精神异地。当时欧阳江河就用“空中精神家园”这个意象,来揭示家园本身的虚幻性。家园传统的寓言化意义的消解和转换,能够解释出人们无法逃脱的同体异源的宿命魔圈,这就是八十年代文学以来一直有的一个有阐释力的主题,即家园和墓园。我觉得在徐俊国的作品当中,其实也折射出来这样一种人文追索者的隐形的思考。他实际上是在表现当下的时代精神困境的一种困苦之役,一种自我的诘问和自我的省思。

如果来谈徐俊国诗歌一个主要特点,我想或许可从三个方面来作仔细探析。第一是明晰而独特的地理图标,第二是质朴而陌生的诗意情境,第三是简约而自觉的语言策略。先讲他的地理图标。无疑,一个诗人成熟的标志是构建独具个性的意象系统。喜欢徐俊国作品的人都知道,他诗中有一个“鹅塘村”,其实他的家乡山东平度没有鹅塘村,我看过他的文章,他说因为传统农村社会当然有鹅,有池塘,就自我命名了一个“鹅塘村”的概念,但是这个鹅塘村系列创作成了他人生与写作履历中的一个私人地理的标志,一张极具个人特色的精神名片。这与以往产生较大影响力的诗人,小说家的某家族、某某村、某系列的情况是相同的,也是“70后”诗人文学秉性与基质中对传统创作策略与资源的一种承接与传扬。“70后”诗人当下正处于上升期,徐俊国是当中较为突出的一个(包括陈忠村、陈仓、汗漫、聂光友等)。我觉得有鹅塘村类似的命名以后,也可以打破代际文学命名的一种标签化的俗套。还有,诗歌如何集聚和打造两种经验,徐俊国也在创作谈中谈得很多了,各种现实经验和文学经验怎样转换和融合的能力,事实上也应该是他作为个体怎么处理历史和现实关系的某种能力的显现。

第二,质朴而陌生的诗意情境也是他创作的一个特点。我在《新海派诗选》的序言中,曾经给过俊国一段评语,在这批新上海诗人当中,他是一个真挚朴实、深怀忧思,而且在城市中渴望寻找生命意义的守望者。主要是两个特点:一个是他的作品中嵌入了一种丰富的乡村生活经历和自身的家园记忆,在他的内心深处永远有一种情感的倚靠和精神的皈依,而城市终究是心灵的异乡。在他的作品当中,对乡土的亲近和对城市的疏离,对自然的皈依和俗世的抵抗,构成了一种安顿自我灵魂的栖居方式。他从农村来到现代都市,面临心灵的离析状态,一种精神的背离和内心的矛盾性,一方面城市生活喧嚣、世俗、虚荣和趋利,另一方面内心渴望回归家乡的宁静,那么在他的作品当中,失去根基的忧郁也许一直挥之不去。其实很多评论者谈到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自身也存在这种忧虑,那么从评论者的角度而言,这也是对这些城市异乡诗人的一种关切和提醒。我个人觉得,这本《徐俊国诗选》里面的“皎洁心”部分,在艺术和语言感觉上存在一个写作上平推的趋势,另外也存在一个失去根基的一种忧虑,好像也有人对他这部分作品蛮有好评的,但是我认为这部分新作有点粗率急躁,感觉没有前面那两本诗集里面的精气神足了。近年来大家一直比较多地关注当下诗歌如何表现当下生活的现实状况,与这个时代城市文明与乡土现实错杂交缠的真实境况相互印证比照。俊国的作品也一直在做类似的努力,以求更诗意地展示一种时代境遇下人们内心的欢乐与苦难,坚执与柔韧,慷慨与悲凉,而俊国的作品着意寻求的则是在平静的语态下面,怎样表现出一种情感的隐忍和克制。我最近较为强调诗歌怎样表达出在变动的时代当中,某种个人和时代的紧张关 系,或者说如何凸现出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内心的摆荡无定与漂泊不安,乃至疼痛感和复杂性,其实也许更能从一个侧面体现个人的素养和诗学境界。因为徐俊国一直 对弗罗斯特和雅姆比较感兴趣,我以为他作品中刻意营造的质朴而陌生化的诗意情境,其实也是他寻求诗歌有意味的表达路径的一个探索,更能不动声色地把一个貌似游戏的情境背后所隐喻着的某种陌生的生存意义表达出来。但是我个人觉得徐俊国在语言的陌生化策略运用方面,可以汲取更多中西现代诗成功的技艺经验,展开更多新鲜的杂糅当下感受与经验的语言实验。

第三,简约而自觉的语言策略。对徐俊国诗歌的语言特征我颇感兴趣,他的作品比较愿意以平淡无奇的面貌来节制自己情感的过度宣泄,显示内在灵魂的搏动。他认为乌托邦的雄心是哲学家和梦想家的事,而低调地希冀自己在语文学及语言能力上倾注努力,不断磨砺。简而言之,他似乎更信赖没有知识羁绊和语义缠绕的单纯的语言,而最基本的词语的表达构成,在语言拼接与重组中并不影响诗意和张力的生成。如“我的体内吊着钟摆/它平衡着我对大地摇摆不定的爱/向左一点或向右一点/都是精确的牵挂或善意的表达/在我出生的地方/我无法让自己成为闲人/当我走在软软的田埂上/如果一只益虫需要帮助/该低下身子就低/该蹲的时候就蹲”(《我不是一个完全闲下来的人》)这样本真、朴拙的语词特色成为他一种悄隐的刻意的追求和实验,反而更显示出诗的本性和品质,不像现在的诗歌语言大多比较雕琢,比较华丽,但并没有像徐俊国的平实所达到的那种陌生而深邃的效果。徐俊国追求语言的还俗,希望能够以此重新回到词语的原意、固有的深度与新鲜,因为他特别尊崇田间地头的语言,认为它们恰恰能跳出一般的语法和规范,以直白洗练的语言图式呈现出更强烈而隐在的思绪。

  

最后,我觉得徐俊国是一个有一定写作境界的诗人。我较感兴趣的是他对四种不同的写作态度的表述,这是一般诗人达不到的写作思考。他认为,第一种是用阴影把阳光弄脏的人,第二种是在阳光中诅咒阴影的人,第三种是在阴影中歌唱阳光的人,第四种是用阳光清扫黑暗的人。他觉得第二、第三类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处理得比较简单化,第四类最令人敬佩,第一类最让人厌恶。我比较赞赏他这种对写作意识的一种理性的思考,同时我觉得这中间也蕴涵着对“70后”诗人未来的精神生长,以及如何处理好写作经验的区分和对文学经验与现实经验重新厘定的一种思考。我想,俊国是一个有自觉的写作意识和清 醒的艺术思考的诗人,他将来发展成长的空间和可能性,还是值得我们热切期待并持久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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