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9月18日15:25 来源：未知 作者：李平 点击: 次
我既不是王元化先生的嫡传学生，也不是私塾弟子，只是一个出于崇敬与热爱而向他学习的人。记得一开始接触元化先生著作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元化先生的文章不仅富有真知灼见，而且具有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庄严的语式加上逻辑思辨，推动着你不断往前走。正是这种兴趣和爱好促使我长期以来关注王元化先生，并申请到一个国家项目来研究王元化先生的文艺思想。
王元化先生有一部名著叫《思辨录》，实际上《思辨录》并不像有些不了解情况的人所想象的，是一部单独撰写的原创性著作。它最初是叫《思辨短简》，后来的两个版本分别叫做《思辨发微》和《思辨随笔》，最后的定本才叫《思辨录》，实际上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不是专著，也不是论文集，而是由王元化先生对自己历年所写的文章做出语要摘录，然后分门别类加以编排的。这是将特别有意义的东西编成一本书，故可以被视为王元化学术思想的精华。而且这本书越编越厚，到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时候已经是五百多页的一本书了。1998年，王元化先生的这本书当时还叫《思辨随笔》，得的是上海文学艺术奖之“杰出贡献奖”；而2006年，王元化主要凭藉《思辨录》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奖之“学术贡献奖”。因此也就是说，他的这本书既是一个学术著作，同时也是与文学艺术有关的，王元化先生实际上是将两者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如果稍稍梳理一下就可以知道，元化先生早年的时候的确写过小说，写过杂文、评论等等。后来，他在平反以后于1983年6月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85年的5月卸任，也就是说两年不到一点。但是在这个前前后后，他对文艺工作，对文学艺术表现出一种极大的热情，不仅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文艺方面的评论文章，同时从他个人来说，他身体力行，对文艺实践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就像我刚才对采访的记者所说的，元化先生不仅是个深刻的人，而且是个生动的人。他的生活多姿多彩，完全不是像我们有些人所理解的老学究，整天坐在那里，眼睛瞎了，背也驼了，王元化先生并不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严谨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华东师大的钱谷融先生曾经讲过，元化先生的眼睛有点像尼采，也有点像茨威格。因为元化先生戴着金丝边眼镜，目光炯炯有神。他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或者发言的时候，总是有一种特别有光芒的感觉。这是从他眼睛或者外部来讲的。在我个人看来，元化先生有点像德国的文学家歌德，他们两人在气质上有一些接近的地方。因为歌德除了是个伟大的文学家，同时也是对生活很有热情的人。据艾克曼回忆说，歌德在死的时候依然像一个活人一样。躺在棺木里面，脸上还是放着光。我觉得元化先生呢，他也有这样的特点。有学者认为，元化先生身上有一种西方人称为“Personal Concern”的情怀，我深以为然。
如果从文艺上来说，王元化先生的思想资源有这样一些方面值得我们关注。一个就是中国古典文论，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对此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采用“释义”和“附录”分开的形式和比较研究的新方法，其“旨趣主要是通过《文心雕龙》这部古代文论去解释文学的一般规律”。《文心雕龙创作论》与钱锺书的著作《谈艺录》、《管锥编》等一起获得了我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奖之“荣誉奖”。还有一块，也是他经常提到的，主要是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当然也包括法国的罗曼·罗兰这样一些作家的作品对他的影响。他曾经说过“我是19世纪之子”。受妻子张可的影响，元化先生也非常喜爱英国的莎士比亚。今天很多读者以为，已经到了现代或后现代，19世纪的文学和莎翁好像可以少谈或免谈了。但元化先生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最真实而生动地体现了一种人性的东西，人情的东西，而不是教条的、虚假的东西。《思辨录》经常引用莎士比亚、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甚至屠格涅夫作品的句子，时有新意，而不是我们以前传统中讲过的东西。他往往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因此读者看后会发出一种会心的微笑。翻译过契诃夫、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等俄国作家作品的著名翻译家满涛是元化妻子张可的哥哥。元化先生的日记里面讲到，满涛先生1978年去世的时候，元化紧握着他的手，悲痛之至。
另外一个方面我也关注到，元化先生在宣传部长任上，或卸任以后，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是非常关心的。比如说我注意到他在1987年的时候，实际上这时他已经不当宣传部长了，可是他发表了《文化发展八议》，当然这些想法一定是他在当宣传部长的时候已经思考过的。比如对我们当下的文化制度的问题，艺术规律的问题，流行文化的问题等等，他都提出了自己中肯的见解，不少东西今天看来都是很有意义的。
这里有一件事情也可以介绍一下，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30周年的座谈会上，元化先生做了一个发言，他说“不要让娱乐片（电影）冲垮了质量高的艺术片。”他引用歌德的话说：“我们要引起公众所愿意的感情，而不是使他们感觉到他们所应有的感情。不能对公众有一种虚伪的服从，也不能像商贩从小孩子那骗钱。”元化先生这个意思，就是针对我们当代文化中的电影特别注重拍一些通俗的、流行的、媚众的东西而言的。元化先生认为不能让这种东西压倒真正意义上的有质量的艺术片。他这个观点是直言不讳地说的。后来当时在座的文化部的电影局长，回到北京以后公开发文对元化先生的观点进行批评，他的意思说在现在的场合我们要鼓励大众文化，你不能这样讲。后来王元化先生也发表了自己不同的意见。这说明王元化先生始终寄希望于经典文化的存在，但他没有要排斥大众文化的意思。这里我认为他引用歌德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引起公众愿意的感情，而不是使他们感到应有的感情，不能对公众有一种虚伪的服从”，就是说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经典文化和流行文化，当然是可以并行存在的。但两者不是完全分开的，高雅文化和经典文化有引领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的作用，一定是这样的。如果说任凭大众，随便你们怎么样，那么艺术是不会有质量的。很多东西必须要从外部灌输进去的，这个观点是没有错的。元化先生有的时候也表明过对于一些流行的东西的担忧，认为这些到底算不算真正的艺术，都是可以探讨的。
2002年的时候，王元化引用林毓生先生翻译的美国思想家史华兹的话“这个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这里的“着迷”或者“沉迷”啊，在原来的英文中是“superstition”一词。史华兹的意思就是，今天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物质主义、商业主导、追求享受的社会里面。以前那种灵魂的东西、精神的东西，甚至于神的东西，都已经没有了。林毓生先生翻译得比较通俗，元化先生则用这句话来针贬我们当代社会的文化弊端。在王元化先生看来，现在有很多人，特别是青年人完全沉迷于物质主义，耽迷于非常肤浅的流行文化之中。他认为这样的世界不再让人着迷。元化先生认为，一个人比较完整的生活，当然需要物质，同时一定要有精神，也就是情志的东西。没有这个东西人就像行尸走肉，就是为了享受，就是为了物质，那人活着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他甚至说过，自己是一个“唯精神主义者”。
还有一件事我觉得也非常值得讲，也很有意思。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文艺座谈会上，王元化先生指出：说谎不能成为文学。这时有位作家理直气壮地说，他写的小说就是在编造谎言，文学离不开幻想。元化先生感叹道，与这样缺乏常识的人对话，是难以为继的。因为“生活真实”是生活本来的面目，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而元化先生这里讲的是文学缺乏“艺术真实”,艺术真实当然是包含了想象和幻想的。所以这不是在同一个层面谈问题。元化先生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是作家，也应该有一些文学艺术的基本常识，否则的话很多讨论就难以开展下去。
王元化先生在文学艺术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倡导“综合研究法”。这是元化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就是做学问要打通学科界限，要上下左右、内外中西结合起来研究。比如搞现当代文学的，只知道鲁迅，别的什么都不知道；研究周作人的，别的什么都不知道；研究莎士比亚的，只知道莎士比亚。元化先生说这样是不行的。他以西方《莎士比亚辞典》为典型案例，呼吁我们应当首先在鲁迅研究领域实施这种研究方法，而且他本人就带头尝试。比如《文心雕龙》的研究是他早年在铁道学院上课时候所培养的兴趣，后来他就把这个课题做下去了。在做的过程中他觉得单纯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是很不够的，应该把它和西方的相关文论结合起来，为此他还花很大的功夫翻译了西方关于文学风格的理论著述。王元化先生是很严谨的人，他不是说西方的东西就一定能很圆融地解释中国文论，他把西方有关论述附在后面，让人们去参照。这样一种著作的形式，获得了很多专家的赞许。尽管这部书得的是比较文学奖，但是元化先生自己并不认可这种说法。我个人理解，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综合研究法，就是一个率先垂范的榜样。我还觉得，王元化提出的综合研究法与我国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文化研究”热也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所谓“文化研究”和只把文学作为研究对象不一样，是把整个社会、整个文化现象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关键也在打通视野。因此，综合研究法是当代文艺研究上非常重要的问题。然而，有意思的是，王元化并不赞成用中国戏曲的形式来表演莎士比亚戏剧，这是另一个需要专门探讨的题目。
元化先生多次提到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所谓的“革命样板戏”。文革时期没有别的文艺作品，主要就是八个样板戏，江青起了主导作用。元化先生的情形颇为特别：他很喜欢京剧，可是却非常反感样板戏。王元化认为，样板戏在今天不应该再唱再演，这个问题不容置疑。因为对于王元化先生这样一批经历过反右、胡风运动和文革折磨的人，样板戏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不管样板戏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合理成分，只要一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就会令人毛骨悚然。一旦流行开来，其中的斗争哲学和非人性的东西就会泛滥。今天中小学音乐教材里就有样板戏的段落，假如元化先生活到今天，相信他一定是反对的。因为这些儿童少年没有经历过文革的苦难，不知道样板戏的来龙去脉，可能觉得旋律比较简易好学，跟京剧也有一些关系，于是就跟着唱，这是有害的。现在有学者提出，“革命样板戏”作为一种文化和艺术现象，只有进入大学生的课堂才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他们能对此做出较为理性的判断。
2011年，上海的高考语文卷作文题目是：“犹太大卫王在戒指上刻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会过去’，契诃夫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戒指上也刻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不会过去。’这两句寓有深意的铭文，引起了你怎样的思考？”考卷上并没有指明这段话出自哪里，但我一看就知道出自王元化的《思辨录》。语文教学专家认为，这个题目“大气，有辩证思考，具有哲学元素，可以考出考生的人文关怀。”《思辨录》的内容已经成为上海语文的高考题目，可见影响之巨大。
元化先生不单研究文艺，而且身体力行。他的《思辨录》中有不少关于京剧的意见，而他自己也喜欢唱京剧。跟他有过较多接触的文化学者翁思再先生说，元化先生生前时常约请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吟唱，有时还一起吃饭，然后接着唱，元化先生也经常哼唱一些自己喜爱的名段。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元化先生有一个好友叫林其锬。林其锬也是研究《文心雕龙》的，但是对京剧好像没有兴趣。王元化不客气地说：“你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对京剧一点都不了解，你研究什么？”林先生觉得很不好意思，后来跟着元化先生一起学习、吟唱，并感到非常愉快。
2004年，中国美术学院为元化先生举办了一个清园书屋笔札展。虽然他从未自诩书法家，可是看一看王元化学馆墙上挂着的元化先生书法，你就不得不说他的书法很有造诣。主持展览的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先生说：“笔札的意义首在为文与书写的敬正”。我觉得，“敬正”二字非常恰当地表现了王元化的为人以及他的书法之美。同时，中国美术学院为元化先生出版了《清园书屋笔札》一书，将展览的作品集中在一起。今天我带来了《清园书屋书札》，可供大家一阅。其中有一副流传很广的对联“呕血心事无成败，拔地苍松有远声。”这是元化先生1998年为江陵古迹万寿宝塔护壁碑廊手书的两句话。不仅笔力雄健、大气，也是元化先生自己心迹的一种写照，境界非常高远。然而，展览会结束不久，元化先生在《与友人谈笔札展》中写道：“我同意友人为我办这个展览会，是由于我觉得目前的空气太沉寂了，我想尽自己一点微薄之力，为布满枯藤败草的沙漠提供几滴清水，使人感到活在这世界上还不太寂寞……但是我失败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有不少参观者在元化先生准备的留言簿上写了“某某某及女友到此一游”，或者画上一颗心，男女两人一起签名等等，这让元化先生哭笑不得。
据很多出版家回忆，元化先生对自己著作的版式方面要求很高。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校对，常常退回去，认为编排、格式不对，或者行间距不符合他的要求。但遗憾的是，在我个人看来元化先生著作印行得还是不够理想，至少在版式上不够理想。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在今天是很少见的，表面上看是他很重形式，实际上体现了做学问的严谨和敬正。最近我看到一些报纸上的文章或者出版的书籍，错误百出，编辑好像文章都没校好就印出来了。难怪元化先生有时会发火。我个人在研读元化先生著作的时候，也发现在排版和印刷上有不少遗憾。
还有一件事也能体现他为人的“敬正”。我的本科同学钱钢曾是王元化先生的学术助手，2003年的时候因为肝癌去世。钱钢的经济比较拮据，元化先生拿出自己的稿费一万元托人转交给钱钢的爱人。并说要让钱钢有尊严地离去。钱钢比王元化小很多，但人要走得有“尊严”，这也就是一种“敬正”意识。这是贯穿于王元化先生整个一生的，做学问、为人，都是这样。
最后我想再讲几句。王元化先生生前讲过：成立王元化学馆，千万不要对他进行吹捧，或者只研究他一个人。他从来没有这个意思。他还著文讲过，复旦大学张汝伦先生曾经指出他读书并不多。王元化说“他说对了。”王元化公开承认他说对了。但是，王元化先生经常引用老师熊十力先生的一句话，即读书要“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从反复的细读中发现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囫囵吞枣似的读很多，实际上没用。他也勇于承认自己的知识面跟有些人比起来不是特别广，并不是什么都知道。
与此有联系的是，王元化先生做学问不掠他人之美。比如说王元化先生当年参加复旦大学博士生朱学勤的学位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的答辩，在审读这篇博士论文的时候，王元化先生发现其中引用了很多自己所不熟悉的东西，他直接跟人说对自己很有启发。后来王元化先生专门写了关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思考，影响很大。他承认受了朱学勤当时论文中提到的一些问题的启发，然后他就深入下去。
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华东师大许纪霖先生编一本《杜亚泉文存》，请王元化先生写一个序言。王元化先生之前对杜亚泉并不很熟悉，他认真看了杜亚泉（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是最早把西方的科学技术以科普的形式传播到中国的人之一；也是在中西文化关系论战当中敢于发表不同于陈独秀观点的人。他认为应该中西兼容而不是全盘西化。对于他，很多人从前是不太知道的。）写的一些文章及相关文献以后，打电话给许纪霖说：“小许，那个杜亚泉不得了啊！我们今天正在思考的问题，他那个时候都想到了！”后来就从这个问题深入下去，王元化先生写出了引起很大震动的《杜亚泉与东西文化论战》。通过写序言他对五四又有新的认识，包括他后来提出五四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激进主义、庸俗进化论、意图伦理……，这些实际上都是通过这个过程得到的结论。王元化给我的感觉就是，尽管他说自己是楚人，性格比较峻急。跟他接触过的人说，他急起来是很急的。但元化先生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不掠他人之美，他都会坦诚地讲出来。他往往从某个方面得到一种启迪，然后就去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他的水平就在于能够融会贯通，有大手笔。中国古典的，西方古典的，还有当代的文化，他都能够融会贯通做成富有新意的学问。林毓生先生不久前再次到访王元化学馆，并题词：“元化先生一生奋斗建立在理性所蕴含的自由与责任上，希望学馆能够在这精神的指导下继续前进。”这的确说得很到位，也是一种诚挚的期盼。
王元化先生热爱艺术、研究文艺。他的行为举止也很有品位很有气质。照片中的他始终微笑着，目光炯炯，头发梳得很讲究。在外面开会演讲，他总是精神矍铄、言辞恳切。王元化懂得艺术规律，意见切中时弊，观点深入独到，《思辨录》就是一部展现其文艺思想的大书。因此，文艺界开会，元化先生往那里一坐，大家都是买账的。我们非常需要元化先生这样懂行的学者和领导干部。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文艺事业就会越蓬勃健康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