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写作是对读者心灵的狩猎

2015年08月24日16:09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钟娜 点击: 次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是本届上海国际文学周上最具世界知名度的作家，尽管出版商把他称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有点一厢情愿，但足见其在世界文坛的重要性。

但与此同时，这位当今西班牙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在中国的知名度并不高，2年前他的《巴黎永无止境》出了中文版，几乎无人问津；在本届上海书展前，他的两部重要作品《巴托比症候群》和《似是都柏林》中文版也相继出版。

今年3月面世的中文译本《巴托比症候群》让西班牙作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名字更加眼熟。通过一个足不出户、爱书成癖的抄写员的日记，《巴托比》亦庄亦谐地讲述了一个隐蔽在文学世界背后的怪人群体。“巴托比症候群患者”尽管有其天资，却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选择停笔抽身，对这个世界说“不”。其中一位说了一句意趣颇深的话：“我以为自己想当个诗人，却没想到其实内心深处，我最想成为的是诗。”

或许比拉-马塔斯自己都没有想到，在十余年后，他自己也成了被审视的作品。今年6月，New Directions出版社推出了作家14年新作《不合逻辑的卡塞尔》（The Illogical of Kassel）和早期旧作《便携式文学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Portable Literature）的英译本。

《不合逻辑的卡塞尔》记录了比拉-马塔斯2012年一段亲身经历。小说主人公“我”与作家本人一样，是一位奖项加身的西班牙作家，深居简出，受制于莫名的情绪波动。某个清晨，他接到一通神秘女子的电话，进而获知德国卡塞尔市的第13届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 13）邀请他和若干作家共同参与一个艺术互动项目：一周内每天早上在众目睽睽之下于一家位于城郊的中餐馆里写作。他和他的创作过程将成为艺术展示的一部分。

饱读万卷、略显悲观，这是比拉-马塔斯笔下人物的共性。无论是足不出户的抄写员（《巴比妥症候群》，只能通过书本来体验现实生活的年轻作家（《蒙太诺的不治之症》），在布鲁姆日来到都柏林的退休出版人，还是追随文学偶像海明威来到巴黎的年轻学徒（《巴黎永无止境》），他们身上都携带了一片作家本人的影子。这一点在《不合逻辑的卡塞尔》中更为明显，比拉-马塔斯将自己设为主人公，人名地名原封不动地搬入小说，从而使得现实和虚构之间的界线更加难以分辨。

虚构，还是非虚构？这是一个问题。比拉-马塔斯解决它的方法是运用自己的方式来叙述。《不合逻辑》在开篇便颇有先锋文学风格：

“一个作家越是先锋，他就越不愿意让自己被贴上这个标签。但谁又会在乎这个呢？老实说，我的开场白就是一个‘麦格芬’，和我计划讲述的毫不相干，尽管从长远角度看来，关于我被邀请到卡塞尔以及后来动身前往卡市一事我所能讲的全部内容都将和这第一句话密切相关。”

接下来，叙述者耐心地对“麦格芬”进行了解释：这是一个纯粹为了悬念而存在的驱动器，然而与情节毫无关联。可笑的是，打电话的女子口中的馆长夫妇恰巧就姓“麦格芬”。当叙述者被“骗”出门前去与麦格芬夫妇赴宴时，迎接他的只有这名打电话的女秘书。从来就没有什么麦格芬夫妇……寥寥几页，比拉-马塔斯独树一帜的风格便渗透开来：戏谑、幽默，夹带几分反讽，有评论家形容它为“快乐的文体”（Style of Happy）。这种轻盈的文风很好地托起了小说的叙事，因为后者并不那么容易消化。《纽约时报》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比拉-马塔斯的叙事中仿佛有“一众（他）的各色分身，似在通过一面模糊不清的镜子进行叙述，而故事从未清晰明澈”。比拉-马塔斯辣手，早已创造出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叙述声音：迟疑的、古怪的、啰嗦的、欢快的，带着掩饰不住的绝望。

经过一番心理斗争，叙述者动身来到卡塞尔的dOCUMENTA 13。他首先将面临的是语言上的障碍。比拉-马塔斯曾向记者谈起在卡塞尔的经历，“在中餐馆里我随时随地都听到德语和中文，人们跑来向我倾诉他们的故事”。在小说中，主人公听不懂德语和中文，开始采用自己独特的翻译方式来解读身边的言语。“当你将自己置身于听不懂的语言中时，你会突然觉得自己能解读一切。”

在这样庞杂混乱的环境之下，叙述者对先锋艺术持有一种温和的保留态度：

“我曾经坚决地克制自己嘲笑先锋艺术，尽管我也并非没有意识到当今的艺术家可能是一群庸人，什么都看不到，全然没有察觉自己在和权力狼狈为奸。”

小说并没有很快地否决这一观点，而是采用一种接近自然的、迂回的路线，通过叙述者时庄时谐的思考创造出一种更为复杂、更为丰厚的视图。在可以自由活动的夜间，叙述者开始在dOCUMENTA 13的艺术陈设间穿行，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艺术展品——一间漆黑的房屋、在画廊空间内旋流的人工微风、二战期间受难者被送至集中营前在月台上听见的音乐——比拉-马塔斯和他的主人公都在试图对二十一世纪之初的当代艺术进行一个大略的描绘。

随着时间推移，叙述者慢慢发觉这些艺术作品并没有创造出某种确定的意义、或对社会重大事件进行重现，而是提供了一个高度主观、私人的体验途径，就好比那间漆黑的房子，像茧一样将叙述者的思绪包裹在一起。正如同策展方曾对他说，“艺术就是艺术，怎么看完全取决于你”。观赏者需要自己发明与艺术对话的语言。

于是，当叙述者逐渐习得这种语言后，新的沟通开始了。作家从“被审视的作品”中解放出来，开始成为一个观察者，在这种意义上，《不合逻辑的卡塞尔》堪称一部成长小说：

“自从我来到这座城市后，我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攥住了我，让我觉得一切都如此震人心魄，仿佛卡塞尔出其不意地替我换挡，一股出乎预料的动力促使我对未来的艺术和生活充满希望；尽管对这世界我仍然不乐观，这一点上我早就放弃了。”

dOCUMENTA 13的主题是“崩塌与痊愈”；在二战期间被用作纳粹军工厂基地的卡塞尔同样通过先锋艺术的开展而获得了新生。在这两股力量的交汇影响之下，《不合逻辑》最终抵达了一种富有张力的平衡态，既关乎崩塌，也关乎痊愈，既关乎混乱，也关乎秩序。它不无深情地捍卫了艺术的价值——“艺术让‘活着’的感觉更加强烈”；当太阳升起时，坐在艺术空间里冥思的叙述者写道，“感谢清晨，世界看起来又是崭新的了。”

New Directions出版社在同一天还推出了比拉-马塔斯三十年前的旧作《便携式文学简史》。《便携》的主人公们来自一个名叫“项狄们（Shandies）”的秘密文学群体，项狄其名源于17世纪爱尔兰作家劳伦斯?斯特恩笔下的怪人特里斯坦?项狄；成员包括达达主义的马塞尔?杜尚、先锋女艺术家乔治亚?奥弗基、作家阿莱斯特?克劳利。小说以文学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为载体，杜撰了一段古怪经历。“项狄们”沉迷于所谓“便携式文学”（portable literature）——即足够轻巧，能装在手提箱里携带的文学——甚至策划了无数聚会来探讨文学的真意；其中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废弃的潜水艇里待了一周，这难免让人想起三十年后《不合逻辑的卡塞尔》中的作家在中餐馆的七天客旅。当然，与后者相比，《便携》的青涩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有书评者半开玩笑地将它呼作“高级的同人小说”。二者的同时亮相，或可窥见出版社呈现作家思考成熟轨迹的意图。

比拉-马塔斯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正如他曾经如此痴迷地窥探“巴托比症候群”的深渊，却仍然笔耕不辍写了二十余本著作。明知维特根斯坦所言“沉默之不可言说”而仍然要说，他将写作视作对读者心灵的狩猎，“去捕获、去拥有、去引诱、去征服，潜入另一个人的灵魂，然后留在那里，去触碰，去赢得读者的心”（《不合逻辑的卡塞尔》）。

正如《巴托比症候群》里那个无名的抄写员所言，“尝试突破人类极限的作者可能会失败，相反地，依循传统文学风格的作者则永远会成功。总是成功的作者，绝不冒风险，只套用万无一失的写作公式，永远藏身在安全而舒服的学院里，也永远隐匿了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