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8月09日20:14 来源：未知 作者：研究室 点击: 次
我好久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过话了，今天看到大家，我感到很高兴。
我和赵丹是在1947年的时候认识的，那是1947年的初秋，正是秋老虎的时候。我受邀到上海拍摄《丽人行》，那天我穿了蓝色的旗袍，阿丹来接我。他穿一件短袖衬衫，扣子扣乱了，袜子一只一个样，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个朴实的艺术家，没有大明星的样子。我们合作得很愉快，片子快拍完的时候，他跟我说：“你不应该离开，你应该是我的妻子。”我当时没有接他的话，打岔把话题岔开了，因为当时我已经有丈夫了。
我回到北京后，始终觉得我们的爱情没有展开，他就说要变成“夫妻”了。我就不知道他是真的爱我还是说着玩了。等到冬天，我坐海轮回到上海，赵丹来码头接我，他说：“我怕你回不来了，我专门到徐家汇教堂祈祷过，希望你一定要回来。”我很感动，我想他都去教堂祈祷了，他是真的爱我的，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我们那时候在昆仑电影公司，接了党的任务去拍《武训传》。一说电影要拍，赵丹就到服装间借了霉味很重很破的棉袄，我洒了花露水晒了两天，之后他就天天穿着。然后他吃饭也不上桌了，我说离电影开拍还早呢，你先来桌上吃，他说：“我要现在在桌上吃，我在戏里就不会在地上吃，就不知道袖子往哪搁了。”他就这么进了戏了。戏里的武训要被人打，拍完戏他回家也伤痕累累，因为他要求对方真踢真打。
《武训传》刚拍完上映的时候，一片好评，领导也站起来鼓掌。可是没想到有一天会有人举报，要“彻底批判反革命电影《武训传》”，我们都傻了。那时候赵丹出门坐公共汽车，售票员说：“你还没被抓去？”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那么大的阵势来批判。张瑞芳说过一句话，“黄宗英变成贤妻良母的时候，就是赵丹又挨批了”。那时候我只能抱着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有一次赵丹在夜里自言自语，把我说醒了，我就跟他说，“你不要自说自话，你有话想说就把我叫醒了说，不然你这样我觉得怪瘆人的。”他说，“我怕我不会说话了以后怎么演戏。”他已经在政治上毁了，在业务上毁了，他想的还是演戏。
直到后来拍《李时珍》，他渐渐找回了演戏的意识形态，《林则徐》后，才又找回了演员的自信。他演林则徐的时候我很担心，演清朝官员，穿带动物图案的衣服和马蹄袖，我担心他的形象不好，结果他第一个镜头出来亮相，我就放心了，他的形象还是那么光明。
他一演戏就不理我了，进了戏我跟他说话他也像听不见。演李时珍的时候他也是穿着仓库的衣服回家。那个角色他要从17岁演到70岁，夏天热得不得了，脸上化很厚的妆，戴着发套，汗都没法擦，我就拿织毛线的针捅着他的脑袋，扎来扎去，为了让他舒服一点。
我这辈子做过一些错事，也做对了一些事，其中我想来，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嫁给了赵丹。我现在想，赵丹确实是值得我爱的。他的一生大起大落，老是挨批判。可是他挨的批判我都不了解为什么，所以我没法劝他，我就只能抱着他，告诉他我站在他这边。我一辈子作为赵丹妻，大概也就是这个作用。
他身体一直很好的，年轻时还参加厂里的足球队、篮球队，虽然会跑得直喘气。也就是1947年的时候，照了胃镜，说有轻微胃溃疡。1980年他突然病倒，去北京看病的时候已经不会走了，是我的大儿子把他背上飞机。当时北京天很热，他却一直喊冷，进了协和医院，中央空调没法调，我们就找了木匠来把空调钉死。可是他还是冷，我只能把他的脚放在我的肚子上，让他暖和一点。我们很努力地调节他的饮食睡眠，他也不见好。
7月回来，电影局局长找我去，说他得的是胰腺癌，癌体已经8厘米，很难开刀，要保守治疗，要化疗。于是我们就开始保守化疗。我很仔细地给他吃他喜欢吃的东西，鱼、虾、甲鱼，可是他一点肉也不长。7月底他突然大吐，吐得血也出来了。我们又去了北京，可是去北京也没怎么治。
在北京期间，赵丹要求下午输液，早上画画，画了画就让医院的医生护士拿走。他就这么没有希望地治疗着，直到10月初的一天早上，5点他醒了，跟我说：“我不要哀乐，要贝多芬、舒伯特，要葬在聂耳墓的旁边。”
10月10日，赵丹就离开人世了，我觉得他是死在了斗争的前线。也是10月，他的书画展在北京举行，但没有报纸登关于这个画展的任何消息，也没人来看。开幕那天我自己剪彩，我还让在国际旅行社工作的小妹拉两个团来，让外国人看看中国电影皇帝的画。他的画没有卖过。我换了新衣服参加他的画展。我想他虽然死了，但第二个艺术生命又起来了。4天画展，第一天1000人，第二天2000人，第三天3000人，第四天4000人……中国美术馆的馆长说，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来这里看展览，他很高兴。
赵丹说他的画比戏好，他的字比画好，他活得很开心。我再也没有看到一个人能够这样的自得其乐，自己给自己找乐趣。他是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人。今天这么多人纪念他，我心里非常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