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7月31日10:31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黄德海 点击: 次
看似合理的类比，包含着一个并不合理的误解。仿佛文学批评的写作者不过是等因奉此的传令官，早就拥有了一把事先造好的文学标尺，只要根据这标尺指点江山即可。人们想当然地以为，这把标尺是天然形成的，其来源是新老经典，诸如经典形象，经典腔调，经典句式，经典遣词……我们在谈论这些经典的时候，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认为经典是固有的，早就立好了各类标杆尺度，只要在使用时顺手拿过来就是。其实并非如此，经典和标尺，本质上是一种创造，如果真有一把衡量文学的标尺，这标尺也处于不断生成中，而不会自然产生。
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谈到：“现存的不朽作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体系。由于新的（真正新的）艺术品加入到它们的行列中，这个完美体系就会发生一些修改……在同样程度上，过去决定现在，现在也会修改过去。” 与艺术品一样，标尺的生成，也是一个后能改前的过程，是无数人竭尽心智努力的结果。在经典被创造和创造性辨认（这恰好是文学批评的责任之一）之前，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自然而然的标准。以固定标尺批评新作品的做法，只能算是对过往的维护，不能说是对未来的敞开。
过于依赖经典的评论标尺一旦形成，会反过来要求一个作家的新作品以不同的方式适应标尺，否则就冒犯了文学的纯正趣味。一位按固定标尺衡量作品的评论者，会对饱含异质的新作品失去判断力，甚至在不经意间变为成见的牺牲品。这样的写作，多的是批评，正像余华谈到莫言的《欢乐》时写到的，“虚构作品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的同时，也确立了自身的教条和真理，成为了阅读者检验一部作品是否可以被接受的重要标准，它们凌驾在叙述之上，对叙述者来自内心的声音充耳不闻，对叙述自身的发展漠不关心。它们就是标准，就是一把尺或一个圆规，所有的叙述必须在它们认可的范围内进行，一旦越出了它们规定的界限，就是亵渎……就是它们所能够进行指责的词语”。
随经典而来的标尺极有说服力，用来比照新的作品也往往显得游刃有余，写作者自身也会在指责中获得胜券在握的快感。赞扬性的作品几乎成了一个严肃写作者的厉禁，大概就跟这种批评表现出的优越感有关。虽然“能否获得称赞或获得多少称赞，常被认作衡量一个人才华、品德的标尺”，但人们最终相信，这一切不过是“镜子里的幻象”，还是批评来得更有力量，或者更加表明了写作者智识上的诚恳。
人们很容易把败坏的赞扬当成赞扬的文学评论的典型，从而忽视了赞扬更为优异的品性，就像为了抵制假古董而忘记了古代艺术品的美。败坏的赞扬不外两路，一是把陈陈相因的滥调作为郑重的发现，一是假想一种具有作品实际上并不具备的美德。前一路败坏是乡愿作怪，后一路败坏是以紫夺朱。无论是以上的哪种赞扬，都虚伪而不能反映真实价值。长此以往，写作者的内在品质就逐渐“学会了搔首弄姿、跳舞，以及如何使用化妆品，学会了‘用抽象术语的恰当思考’来表达自己，并逐渐失去了它自己”，又怎么可能期许一种有意义的赞扬？
在古代，“颂”是一种高贵的文体，因为它通向神明。按《诗大序》的说法，《诗经》里的“颂”，就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在思想中把具备盛大之德的人的形象恢复出来，通过仪式和伟大的亡灵沟通，以此纯净自己的思想。屈原的《九歌》，也明明确确是愉神之作。王逸《楚辞补注》：“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乐鼓舞以乐诸神。”在古希腊，人应效仿的典范是神，照希罗多德的说法，是“赫西俄德与荷马……把诸神的家世交给希腊人，把诸神的一些名字、尊荣和技艺交给所有人，还说出了诸神的外貌”。在这个写作的序列里，因为对象是高于人的存在，人要把最好的自己和自己最好的所有展现给神看，写出自己的勇敢、节制和虔诚，写出世上的美好和庄严。
以上文字的主题不是神明，而是敬畏，对那些高于自己的一切的敬畏。对文学批评来说，跟任何写作一样，“敬畏是从一个伟大的心灵所写下的伟大作品中学到教益的必备条件”。就像阿兰·布鲁姆说的那样：“这最后一次对莎士比亚的解读，其结果对我来说就是我再一次确信，任何我所想和所感的东西，不管是高是低，他没有不比我想得、感受得和表达得更好的。”面对那些最伟大的心灵，我们只有一种爱的方式，那就是敬畏，以及练习表达这种敬畏。质实说，文学批评中的赞扬被败坏，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敬畏的缺失——无法感知那些高于我们的心灵，因而把属于更高级别的赞词送给了拙劣的作品。
建立在敬畏基础上的赞扬，即便最终无法达至跟那些伟大的心灵一致的程度，写作者毕竟是在用那些更好的东西来校正自己，并一直在往一个更高的方向进步。甚至，这种敬畏会让一个评论写作者拥有一种特殊的预言能力：“如果批评家要承认具有预言性的作品，他本身就必须具备预言家的素质：供他仿效的典范便是施洗者约翰，当年最伟大的先知，他的关键作用在于承认一种比他自身更大的力量。”
让我们回到开头那个传令官的话题。如果那个传令官赞颂的先祖伟业是自己的创作呢？如此以来，传令官就不再是简单的传声筒，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标尺，其创造出的评论标准，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认知，并将在一定意义上作用于现在，从而可以期许一个更好的现在和未来。正是在创造的意义上，文学批评来到了它跟任何一种写作同样的位置——一种文体，一种用于尝试（essai，“随笔”一词的原义）的文体。这个尝试性的文体，呼唤的是一种卓越的赞扬技艺，一种属于创造的赞扬。
属于创造的赞扬，在最基础的意义上，表达的是评论者对优秀作品的善意，一种看到同路人的善意。譬如文学作品的写作者是一个向远方跋涉的旅人，已经在荒无人烟的路上走了很久，有些劳累，有些疲乏。这时，评论写作者用自己的方式，也走在这探索者的左近，禁不住心中一喜，便高声呼喊起来，二者相视一笑，莫逆于心，“哦，你也在这里”，就此鼓起精神，再上征途。
诺斯洛普·弗莱说：“批评的公理必须是：并非诗人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而是他不能够直说他所知道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创造性赞扬是一次有益的协作。一个文学作品朦朦胧胧地传达出对某一陌生领域的感知，文学批评的写作者在阅读时，凭借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储备，有了“发现的惊喜”，并用属己的方式把这陌生领域有效传达出来。这发现跟阅读的作品有关，却绝不是简单的依赖。说得确切一点，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次协作性朝向未知的探索之旅，寻找的是作品中那个作者似意识而未完全意识到的隐秘世界。评论者与作者一起，弄清楚了某个陌生的领域，从而照亮社会或人心中某一处未被道及的地方——一个新的世界徐徐展开。
这么说吧，当懂得敬畏、属于创造的赞扬开始出现的时候，它就最好地表达了与世界上最好的头脑竞争的愿望。保持跟那些优秀的头脑打交道，持续不断地在创造性赞扬中砥砺自我，长此以往，一个人的性情、趋向，以至于才华、品味，尤其是判断力，都会在作为尝试的文学批评中显现出来。当那些在创造性赞扬中建造起来的理论航船驶进新的河道时，这样的文学批评将确立自己在人类认知史上的独特地位——那个被误解的传令官，将以敬畏和创造性的言辞，发出洪荒中的雏凤清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