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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5月11日17:59 来源：南方文坛 作者：赵毅衡 点击: 次
我对年龄代很钝感，可能首先是阿Q式的忌讳，想忘掉自己是一件怕被人鉴定年代的古董。经常，听见年轻人在讨论谁是哪一代，谁又比谁高一辈低一辈，觉得他们无事生非：都是小孩。因此，首先声明一个偏见立场：虽然黄平的书从封面到章节标题都大书“80后写作”，我老气横秋地表示一点不同意见：半个世纪后，当这一代接近了我的年龄，哪怕黄平那时雄辩能力比今日更上几个层楼，也难说清“80后写作”是什么意思：正如我们回望五四一代，谁能记得鲁迅是上一轮的80代，在钱玄同、刘半农心目中是“老头子”？
“80后写作”，包括80后的作家与批评家，生在20世纪80年代，那段历史比较特别？但是这是出生年代，不是开始发挥社会功能的年代：作家凭感觉写作，缀学罢考是光荣使命，一般在二十岁开始写作生涯。因此，“80后写作”的作家，在世纪转折的几年开始写作；批评家不然，没有神童批评家，学问靠积累，学位靠苦读，文笔靠磨练，见识靠切磋。这些“80后”批评家，要到2010年后，才开始一生的荣耀。两批“80后写作者”，实际上相差近10年，合称一代会有很多不便。其实黄平他们也知道“‘80后’这个名号本就是被年轻的创作群体所垄断的，要在他们的批评与郭敬明等的小说电影中找共同点，是刻舟求剑。
出身年代并不重要，思想成型的年代才重要。幸好，这一代写作者，在新世纪头十年一头一尾，先后升起。有的行业中称为“千禧一代”（Millenial），很高尚堂皇，千年一遇的幸运儿；有的职业中称为“新世纪代”（New Ager），金色冠冕，满是梦想希望。写作这个手艺却不同，这一代的写作者觉得自己生不逢时，落入了一个非文学时代，非批评岁月，用黄平自己的话来说，如今“文学批评成了边缘的边缘”。给一个大词做帽子，反显苦涩。由此，我看到了一个新的批评群体，一个新的批评立场的诞生。我个人认为这种“新世纪批评精神”，可以称为“新理性批评”，虽然这个词需要一系列的修饰，才不至于导致误会。
黄平，以及黄平他们，最大的特点是认真，他们的批评有一种拒绝当代蝇营苟且的姿势，不满于中国文艺盛行的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一是嘲弄一切的犬儒主义，二是随波逐流的享乐主义。他称郭敬明的《小时代》小说与电影系列为“最卑下的浪漫主义” ，因为“拒绝历史责任”，假充年幼不愿长大。在“郭韩优劣论”的讨论中，我还没有见到如此旗帜鲜明的评价，不过《小时代》风靡全国，青少年景从滔滔天下，黄平如此振聋发聩之言，倒也不为过。
黄平对当前傲慢地无历史感的一代有一种鄙视态度，要求有历史责任，要坚守一种时代精神，反对精神麻木或犬儒混世。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他坚持称自己为“80后一代”，而不是“新世纪代”的原因。黄平他们并不生存在80年代，他们生存在中国从未有过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时代。黄平说：“80后一代有深刻的历史性，只是这种历史性只有从妥贴80后的理论框架才可以发现” 。他们代表当代青年中一种精英主义的思潮，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抵抗的新文艺思潮”，哪怕这种思潮“长期缺乏必要的研究和命名”。
这种思潮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但同时黄平明白这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崇高被当作宏大叙事被消解，主体精神成为碎片化，理想只是一种解构对象。在这样的时代，如何坚持崇高的历史感？
在这里，就出现了“新理性批评”不同于以往各代的特殊立场。黄平的主张一以贯之，那就是“戏谑美学”，用反讽的冷水喷上火热的思想，让蒸汽变成动力，成就一种“特殊的艺术抵抗策略”。但是这样的立场不是凭空产生的，据黄平自己说，在当代文化中是有重要的案例可供分析的：
青年文化艺术作品的单子是“周星驰的电影、王小波小说、《大史记》系列，《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网瘾战争》”
“戏谑美学”的代表人物单子是：“80年代的王朔，90年代的王小波，新世纪十年的韩寒” 。
当代作家的单子是“路遥、张爱玲、王小波”。因为“他们直接击中各自读者群体的情感结构：路遥之于城乡迁徙大潮中的青年，张爱玲之于都市化以来小资-白领的青年，王小波之于渴望寻求‘自由’的青年” 。
把这几张单子叠合一下，可以发现唯一的重合点只有一个人：王小波。王小波成为黄平“新理性批评”知识谱系的轴心，不可能是偶然的。黄平对王小波情有独钟，因为王小波的精神世界是“理性加艺术”，最好地体现了黄平所坚持的“戏谑的历史感”。王小波精神的关键词是“理性”，在一个完全反理性的时代中寻找理性，坚持理性。这是一个艰苦卓绝的战斗，但又是一个不可能胜利的战斗。
例如，王小波写文革，写中国历史，情节匪夷所思：《黄金时代》写批斗会，《革命时期的爱情》写武斗打死人，都是用一种嬉笑顽皮的腔调。难道文化革命真是玩笑一场吗？我们免不了要疑问：这些知青未免日子过得太逍遥，可以耽迷于发明杀人武器，专心致志“搞破鞋”，可以逃亡进山，可以捉弄队长。哪怕无穷无尽写交待，至多不过是“像个专业作家”描写性爱；批斗时虽然被捆的紧，松了绑还可以“继续犯错误”。这样的狂欢情节，在文革中不可能发生，尤其不可能发生在被批斗对象身上：我们体验到的文革酷行，完全无法写成如此酒神式狂欢叙述。王小波写的文革，完全是扭曲历史。
在这个方面，王小波不仅为新理性批评提供了精神，也为之提供了方法：他不屑“反映现实”，他鄙视“历史事实”，但是他比任何作家都洞察中国文化的真正运作规律，比谁都更了解中国历史的运动方式。他讲故事的确嬉笑冷嘲，他的语言狂放恣肆，这种嬉笑讽嘲远远不仅是为了增加讲故事的乐趣，王小波面对的对象过于荒唐，荒唐到你认真对待它，跟它讲理，实际上是让自己弱智到对手的水平。
同样，黄平面对的也是一个不可能胜利的战斗：在一个非历史的时代坚持历史的责任感。这使命是注定要失败的，黄平对此有很清醒，他说他心里有着“失败者的自觉”，他在做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小时代，文学艺术中充满了浅薄无聊，把鸡毛蒜皮小家子小便宜当幸福，在这个时代黄平坚持的是“无人应和，沉寂落寞”的理想精神。只要有这一点坚持，就让我们对文学批评的新一代充满希望。
这种新理性批评，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理性主义那种众人皆醉偶独醒的清高，而更表现为反讽精神。在这个时代，如果知识分子只是孤标自赏，那还能独善其身，放弃责任；但是愤世嫉俗地挑战风车，一味居高临下训示，像克尔凯郭尔笔下的黑格尔一样“用国王般的眼神瞥着列队等候检阅的各种现象” ，也一样是放弃责任。这时候，反讽就是一种有效的面对时代的方式，是在非理性中坚持理性的立场。贯穿着反讽的批评，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文化状态；理解了掌握了反讽的根本品质，就可以在沉溺中找到救赎之路。
实际上，文化的大环境，也让反讽成为唯一有效的社群意义方式。笔者从80年代起，就把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相关符号表意活动的总集合”。当代文化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向，社会各种人，各个阶层或集群之间，意见冲突不可避免，而且随着人的意识自觉，冲突只会越来越加重。用黄平的说法就是：“当年的政治共识在当下已经破碎……不同知识传统之间对话的能力越来越弱，立场决定一切”。
在这样的时代，表意的冲突只能用“联合解读”的方式处置，联合解读即是反讽式理解。要取得社会共识，矛盾的意见不可能消灭，也不可能调和，只能用相互矫正的解读来取得共识。黄平曾经引用过笔者的一个看法：当代文化的特点是，人之间的联系不再基于在部族—氏族的身份相似性（比喻），不再基于宗法社会部分与整体的相容（提喻），不再基于近代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阶级认同（转喻），当代文化的基础是消费，人与人之间形同陌路，没有生活方式的联系。
要在这个基础上要建立社群意识，就只有在不同意见中互相阅读对方的意见。妥协也只能是暂时的，意见冲突又会在新的地方出现，但是一旦反讽矫正成为文化惯例，文化就有取得动态共识的能力。
反讽精神在当代，由于媒介技术而取得了新的紧迫感：纸面的传播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在网络上读到作品，也在网络上读到批评。网络文化是一个喧闹的广场，人与人的空间隔断，身份遮蔽，说话少顾忌而多张扬，个个在亮剑，冲突公开而言辞激烈。而网络的共时特征，让他们的意见几乎无先后地进入对抗。文化表意的主要方式就是争论，这就让人觉得冲突过于激烈，社会正在危机性地裂解，其实这是互联网这种传播交流方式造成的印象。
但是“媒介即信息”，当今的交流，不是为了取得一致意见，而是在冲突中协调。网络社群是反讽的，最后以各种局部问题上的妥协，取代合一的形而上思想。在一个非社群化的社群中，必须找到一种方式，不必强求一致也能找到必要的共识，这就是反讽。
既然反讽已经成为这个文化的主调，我们就只有尽可能了解反讽的种种特点，包括其弱点与强处，以及反讽演化的出路，才能找到能让文化新生的表意形式。新理性批评的笔尖对社会精神的表态，形式上越来越复杂，却也更加贴近真实。我们可以想象，王小波这位电脑写作的先行者，如果在今日的互联网时代发声，会成为“反讽理性主义”的领军人。
黄平在“王朔-王小波-韩寒”这个文学脉络中得到了反讽精神的坚持，我们在黄平的批评文字中，看到这个自称失败者一种神气清朗毫不畏缩的理性精神，一种在“戏谑”中找到批评主体立足点的自信。因此，黄平的批评时时冒出一种昂扬自信的抒情基调，像地心的热量喷出的间歇泉，比如他借对于《繁花》的分析讨论现代人的意义危机，“从这些现代世界的罅隙里，永恒的光才会透进来，让不成熟的、病态的现代自我与更大的价值相遇……星光铺就的道路重新出现于天宇。”
黄平论文的这段诗意可以读作黄平的自我评价，像王小波那样“诗意地创造自己，将自己从污浊的历史中脱离出来”，这也是我们看到的新理性批评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