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发言：

听取各位老师的发言后收获非常大，无论是年轻作家的那种朝气，还是已经不年轻的人在这里重新焕发出来的朝气，都很感染我。尤其上午听到吴亮老师的讲话，刚才听到永新老师他们的发言，感觉文学有时候是在青春维度和心灵维度上的。大家都是年轻人，这样来看，我们召开青年创作会议是非常必要的。甘露告诉我，很多人平时根本没有太多的见面机会，也没有太多的沟通机会，通过这样的会议大家有了一个平台，有了这样的时间，大家聚在一起，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尤其现在，唱衰文学期刊的调子愈演愈烈，不论谁办刊物，尤其是文学刊物，心里面压力都是一天天的增加。事实上很多文艺期刊做的很多努力，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比如在上海有《上海文学》、《萌芽》，每一份刊物都有自己的特点，也有自己特定的定位。像《人民文学》杂志，今年已创刊65周年，我翻看了以前的杂志和数据，茅盾先生在创刊词里面，就把培养青年人才、发觉新人作为这个杂志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事实上《人民文学》也是经历了13任主编的刊物，尤其是到90年代后期，《人民文学》开了一个栏目，形成了新浪潮，每一期都是青年作家占一半左右的份额，在座的有很多都是我们的骨干作者，像薛舒、姚鄂梅都是我们杂志的超级男生、超级女生，也都拿过我们的奖项，都是我们的重点作者。

现代转型以后的上海一直都是文学都市。上海有两个审美上的传统。在现代文学传统里面一个是世情小说的传统，一个是革命或者左翼小说的传统，这两个传统在上海非常突出。世情小说传统可以大一点理解，比如从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算起，中国经历的有世情小说传统的作家非常之多，像鸳鸯蝴蝶派大致可以归到这一类，如张爱玲这一类作家。从当代来看，像王安忆以上海为题材的小说，到金宇澄的《繁花》，都是上海世情小说不断扩大规模的一种显现，这是上海创作最重要的传统。这中间的如新海派作家有一部分也属于这一派别。另一个是左翼传统，上海是非常奇特的地方，二三十年代的时候上海是一个革命文学的大本营，刚才提到很多著名作家，像茅盾、蒋光慈都是属于左翼文学里面的重要人物，鲁迅那个时候也大致可以归到这样一类；当年丁玲非常恋上海，当时胡也频在济南教书，她去探亲，待几天就不愿意待下去了，说这个地方只适合喝茶饮酒，不适合革命，我要回上海革命去了，辗转从青岛回到了上海，寄托她的革命理想。上海这个地方，左翼的文学传统非常强劲，像茅盾、丁玲。到了当代，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就体现这类传统，和时代需要相接的传统，这类传播革命文学和彰显时代的小说，与世情小说之间结合到一起，到80年代以后，在上海产生了另外一类作家，这类作家现在被人们慢慢忽视，他们是我们现在创作的前辈，或者是前辈的一个源泉。有一个作家叫做俞天白，他创作的关于上海的那些系列小说，我觉得我们重新梳理上海小说的时候，可以把他梳理在内，这就是属于综合状态下的线索。这个线索前面还有前辈，包括像施蛰存，他表现上海都市心理上和景观上综合的表现关系，是真正的现代的小说。

后来到50年代，茹志鹃的一部分作品也属于这个传统，它超出了简单的时代，也超出简单时代的革命需要和一般的风情描写。直到80年代，一批上海作家都在这个线索上，比如孙甘露，虽然是实验性质的，但是在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的时候，他的一系列作品确实构成了上海真正的表达符号，或者叙述符号。这类作家还有陈村等一批作家，后来我们把这样一种表述开始故事化，有一批作家在这里面展示自己对上海的理解，比如程乃珊、王小鹰等等。上海是特别有潮流，特别容易综合、转化一种新的文学潮流，或者一种非常正典化文学潮流的地方，是文学的一块肥地。

这种影响包括在多个方面，包括上午探讨的问题，包括翻译的问题。还有一批非常优秀的翻译家，他们从西方带来的创作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同代的创作者，比如傅雷，他们所翻译的作品极大影响了搞创作的这批人，他们构成了综合的上海，一个文学的上海，一个可以在文学领域里面引领潮头的上海。上海到今天的样貌、格局，这个格局就是我们有好的作家、批评家、翻译家。在上海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比如搞评论的这批人里面，我这两年特别感兴趣，甚至有点像粉丝一样看他们写的评论，比如黄昱宁写的随笔式的书评；张定浩写的评论；还有木叶的作家访谈，我觉得是目前在中国涉及到文学方面访谈里面最好的，本身提出的问题和所商讨的问题里面，每次都没有输于过作家，这个特别了不起。当然有一批年轻的朋友们，都是创作的熟人了。上海现在的生态，年轻人的创作生态是非常罕见的，起码在北京找不到这样齐全的队伍。希望大家珍惜上海现在好的局面，能够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便利，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人民文学》。